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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10期_半月談2019第10期文章匯總

http://www.thmy.icu       2019-07-16 16:26      來源:公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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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深化“吹哨報到”改革,請百姓閱卷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伴隨著城市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和組織形態的深刻變化,傳統的“單位制”管理已經不能適應城市發展的要求,治理理念、方式、效能遠遠不能滿足城市民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北京首創的“吹哨報到”改革,正是將焦點瞄準城市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難題,打破行政組織“條塊分割”,打通基層治理“血脈經絡”。通過賦權明責,推動管理服務力量下沉,形成權責清晰、條塊聯動的體制機制,有效凝聚治理合力,辦好群眾家門口的事,為新時代超大型城市基層治理探索了一條新路。


  過去一年,“吹哨報到”改革由169個街鄉鎮“試點探索”向全市333個街鄉鎮“全面推開”拓展延伸,從最初綜合執法概念的1.0版本,逐步向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及時解決群眾身邊難題的2.0版本升級。


  一聲哨響,力撥千斤,多方聯動握指成拳。“吹哨報到”解決了一大批長期得不到解決的“老大難”問題,可謂棋高一著,滿盤皆活。


  哨聲一響,應者云集,效率倍增——多部門現場綜合執法,平谷區金海湖鎮14年屢禁不止的黃金盜采銷聲匿跡,基層倒逼式整改拉開“吹哨報到”1.0版改革大幕,第一哨在平谷吹響。


  哨聲陣陣,為基層賦權,讓“一根針穿起千條線”成為可能——東城區交通委、交通支隊多單位參與整治,煤渣胡同堵車難題得以破解。


  哨聲嘹亮,推動基層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條塊重構”——太平橋街道與廣外街道吹響“聯合哨”,豐臺區、西城區執法力量共同報到,合力將兩區交界線上一處2000平方米的違建公寓拆除,跨區執法難的困境在哨聲中消解。


  哨聲不停,引導基層工作從“政府干、群眾看”向“領著群眾一起干”轉變——常住人口80多萬人的昌平區回龍觀、天通苑地區,實施“回天有我”3年行動計劃,參與群眾5萬余人次,社區“臟堵污亂差”面貌得到根本改變。


  特別令人稱道的是,在打造“吹哨報到”2.0版的改革過程中,12345市民服務熱線“接訴即辦”機制成為一大發力點和突出亮點。這一成功探索深刻啟示: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而群眾的訴求就是下針的精準定位。


  今年1月1日起,北京市大力推進服務熱線整合工作,12345熱線將街鄉鎮管轄權屬清晰的群眾訴求直派各街鄉鎮,要求迅速響應,聞風而動,接訴即辦。12345熱線每周、每月對群眾需求進行回訪,從響應率、解決率、滿意率三方面對街鄉鎮訴求辦理工作進行考核,引導各級政府將“對上級負責”轉變為“讓群眾滿意”。部門、街鄉和社區去答卷,城市百姓來閱卷。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基層治理現代化包括多方面的任務,城市基層有政府機構、事業單位、企業、居民自治組織、公益組織、居民等多個治理主體。面對此,如何既充分發揮黨組織的職能和優勢,又尊重其他主體的運行方式和機制,在街鄉層面健全城市基層公共治理體制,形成依法有序、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這是深化這項改革需要研究、探索的問題。


  今年以來,《北京市關于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新時代街道工作的意見》《關于深化黨建引領“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的實施意見》等文件密集出臺,促進“吹哨報到”改革繼續升級。


  實現向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再升級,須從何處再發力?


  向黨建引領深化。黨建是基層治理的導航儀,必須抓牢黨領導基層治理這條主線,進一步將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城市治理優勢,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向街道鄉鎮體制改革深化。繼續以賦權、下沉、增效為重點,規范細化街道鄉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操作規范,推動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資源下放,牽住管理體制機制創新這個“牛鼻子”,逐步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進一步推進首都城市基層治理常態化、長效化、科學化。


  向社區治理深化。必須瞄準精治共治法治這個“風向標”,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抓實為社區減壓減負。進一步激發各類社會主體參與基層自治和共治的活力,真正讓社區回歸自治組織屬性,回歸服務群眾的本原。


  向解決群眾身邊的問題深化。群眾的訴求就是“哨聲”,“報到”實質上是向群眾報到。深化“吹哨報到”改革,必須樹牢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完善12345市民服務熱線“接訴即辦”機制,及時紓解基層群眾的堵點,解決好老百姓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


  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超大型城市,北京有責任也有義務為探索更有效的城市治理模式貢獻更多“北京經驗”,拿出更多“北京方案”。“吹哨報到”升級版值得人們滿懷期待,它將以全新的成果生動昭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半月講解


  2  城鄉融合發展三大熱點,怎么看?


  最近出臺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健全五大體制機制,分別聚焦有利于城鄉要素合理配置、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普惠共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發展、鄉村經濟多元化發展和農民收入持續增長。這份政策創新含量極高的重要文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對其中一些熱點問題,該怎樣理性看待、辯證理解?


  放寬落戶不等于放松房地產調控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


  截至2018年底,我國有2.26億已成為城鎮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戶城市的農業轉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級以上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解決好落戶問題,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聯動,推動大中小城市放開放寬落戶限制。


  “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需要不同層次的人口,絕不能搞選擇性落戶。” 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展戰略和規劃司司長陳亞軍說,落戶重點人群是在城市長期就業、工作、居住的農業轉移人口,特別是舉家遷徙的,以及新生代農民工,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而不是片面去搶人才。


  他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個定位必須堅持、不能動搖。城市既要滿足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時又要堅決避免投機者借機“鉆空子”。


  放開放寬城市落戶限制并不是放棄對人口的因城施策。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通過優化積分落戶政策來調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來城市發展、能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無序蔓延。個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嚴格把握好人口總量控制這條線,合理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引導人口合理流動和分布,防止“大城市病”。


  城里人到農村買宅基地的口子不能開


  意見提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若干舉措。建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的核心是夯實土地的產權基礎,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目前這項改革還在部分地區試點,未來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開的路徑和時間節點,要視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情況和國家統一部署來安排,在修法的基礎上全面推開。”國家發改委規劃司處長劉春雨說,在改革過程中,要嚴格守住土地所有制的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重點守住生態保護紅線、守住鄉村文化根脈,還要有效防范各類政治、經濟、社會等潛在風險;要以維護農民的基本權益為底線,真正讓農民得到改革紅利;要確保待入市土地符合空間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不得突破現有規劃,不得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不得出現違法用地行為。


  “穩慎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要注意的是城里人到農村買宅基地的口子不能開,按規劃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則不能突破,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劉春雨說。


  以工商資本入鄉激活廣大鄉村


  意見提出,建立工商資本入鄉促進機制。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周南強調,工商資本下鄉帶去的不僅僅是錢,更重要的是帶去了先進理念、先進技術、先進管理模式以及人才,可以說“激活了一片區域、壯大了一個產業、帶動了一方農民”。


  一方面,要優化鄉村基層營商環境,強化政策支持、穩定政策預期,引導好、服務好、保護好工商資本下鄉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設立必要的防火墻,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守住耕地紅線和生態紅線,守住農民權益不受損的底線。


  周南指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配套設施建設補助等政策,鼓勵工商資本投資適合產業化經營的農業領域,支持進入鄉村生活性服務業。同時要探索在政府引導下工商資本與村集體的合作共贏模式,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并通過就業帶動、保底分紅、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讓農民合理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


  半月調查


  危險化工廠隱身灘區,堤內游樂場堆土造山


  超200起違法線索給黃河生態埋雷


  導讀


  發展與保護矛盾催生的黃河生態破壞案件持續居高不下,黃河河道和濕地生態面臨無序的嚴重破壞,黃河生態治理正進入“啃硬骨頭”的“深水區”。


  有關調查數據顯示,僅黃河河南段,破壞黃河生態的違法案件線索就達200余起之多,其中涉及民生保障的灘區居民和企業違建比例超過一半。立法先行,統一規劃,破除“九龍治水”體制和依法治黃缺位的積弊,協調保護與發展矛盾、平衡處理地方與部門利益沖動,已是迫在眉睫。


  “黑工廠”藏身“母親河”灘區


  今年1月底,鄭州黃河灘區暗藏危險化工廠一事被披露。此為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第一起環境民事訴訟案,該院的起訴書顯示,被告劉彥民自2015年1月起在鄭州市惠濟區注冊成立鄭州新旺化工有限公司,租用趙蘭莊村黃河灘區的土地,違法生產和經營甲醇、二甲苯、敵敵畏等危化品。截至案發,這家沒有取得《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和《危險化學品安全使用許可證》的“黑工廠”,已在灘區藏身兩年多。


  這家危險化工廠租用的土地位于黃河花園口地表飲用水源保護區內,生產期間未建任何專門存儲場所和防護、隔離設施,導致有毒有害液體滲透、泄露進入地表。


  河南省生態環境損害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顯示,與基線相比,環境損害區域土壤中重金屬鎘含量全部超標,超標倍數最高達22.99倍,且檢測出多種危險化學品成分。


  鑒定中心的意見認為,這些重金屬及農藥類有機污染物具有殘留時間長、毒性大等特點。植物內部的重金屬污染物會通過食物鏈的作用,被人體吸收,人體吸入過量的鎘會對器官造成直接傷害引起病變。


  辦案的檢察人員透露,經初步評估,被污染土壤的修復費近120萬元,涉案土地目前仍處于污染狀態。


  200余起違法線索揭開黃河生態亂象


  自去年河南省檢察機關和水利部門合作開展“攜手清四亂·保護母親河”專項行動以來,超過200起破壞黃河生態的案件線索浮出水面。部分違規項目超長時間大規模建設,給黃河河道和濕地生態帶來嚴重破壞。


  不久前,半月談記者在鄭州市惠濟區孫莊村的黃河大堤內看到,一個占地800余畝、堆土造山的違規游樂園項目正在拆除。


  鄭州市惠金黃河河務局提供的執法照片顯示,這家由鄭州新萬國旅游開發有限公司開發建設,名叫法莉蘭童話王國主題樂園的游樂園,拆除前,自黃河南大堤向北河道內,依次建設了1300多個硬化停車位、人工圍墻和高大的城堡式入口;入口左側人工堆土填造了一座小山,山腳下臨建了一個標準馬戲場館;入口右側則為名貴樹木綠化園和一個跑馬場,顯得頗為壯觀。


  半月談記者調查了解到,這個黃河大堤之內的億元項目是個沒有任何手續的違規項目,而且在河務部門多次立案查處后,邊交罰款邊建設,仍然超長建設一年半之久,甚至在處罰期間完成了一個月的“試營業”。


  鄭州市惠金黃河河務局局長趙俊奇對半月談記者說:“按照規定,大堤以內的行洪河道不得建設超過30公分的永久設施,而該游樂園有多處高大違建,嚴重影響行洪安全。”


  在責令開發公司自行拆除無果后,惠金黃河河務局又分別于2018年4月12日、4月25日、9月3日3次作出立案處罰決定,且先后5次向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古滎鎮等四級政府匯報了該項目的違建情況,尋求執法幫助,均無效果。


  今年4月中旬,半月談記者在現場看到,違規游樂園項目的大門、硬化停車場和跑馬場等雖然已經拆除,但涉及行洪安全的人造土山、馬戲館等設施拆除仍無進展。


  半月談記者沿黃采訪了解到,類似“堤內造山”的違建開發在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在黃河沿線景區相對集中的洛陽市新安縣,沿黃河一字排開黛眉山、荊紫山、龍潭大峽谷等大型景區。過度開發不僅造成生態容量不堪重負,而且因為景觀相似,人流分散,門票收入有限,一些景區信貸資金斷裂,不得不由政府接管。


  這些“小散亂”景區背后的生態環境破壞值得警惕。2016年9月底,新安縣美好峪里旅游開發公司為建設景區漂流項目,在匯入黃河小浪底庫區的峪里河支流上私自規劃建設多道攔水大壩,結果大壩剛一建起就遭淹沒。


  該項目曾屢受水務部門查處,但在下達了責令整改通知書后,景區不僅沒有整改,反而將大量渣土倒入小浪底水庫,填水造陸,修建起了停車場。


  拆違執法與民生保障:矛盾與困難交織


  數據顯示,在河南省檢察機關和水利部門收集的破壞黃河生態案件線索中,涉及民生保障的灘區居民和企業違建比例超過一半,線索清單有5頁紙之多。這些灘區民生違建涉及黃河河南段的多個市縣,主要違規項目包括灘區及濕地保護區內私建養魚池、養豬場、大棚、鐵皮房,私排生活污水、傾倒生活和建筑垃圾、亂占堤壩建市場、采砂等。


  治理這些違建面臨現實上的困難。2016年,惠金黃河河務局進行了管理體制改革,從水政科分離成立了十幾個人的水政監察大隊。“32公里河道、10萬畝灘地,人有了,卻只有2輛執法車,車輛不夠,下灘例行巡邏頻次就難以保障。”惠金黃河河務局的相關負責人說,近兩年監察大隊新增了十幾輛只能在大堤上巡邏的電動自行車。即便如此,違法人員的“貓鼠游戲”還是令執法隊員苦不堪言:“堤上巡邏剛發現違法,等跑下灘,違法人員已經跑了。”


  規模開發背后同樣交織民生問題。以鄭州惠濟區孫莊村為例,正在拆除的灘區違建——法莉蘭童話王國主題樂園就位于該村。


  在拆除現場,一名孫莊村民告訴半月談記者,孫莊除了種植,沒有其他產業,這個游樂園如果不違規,每年支付給村民的地租就有200多萬元,還能解決當地數百人的靈活就業。“誰知道他們居然連手續也沒有!”


  黃河灘區最寬處可達30公里,豫魯兩省灘區居民人口近190萬人。按照2017年8月份國家發改委批復的《黃河灘區居民遷建規劃》,到2020年,豫魯兩省要外遷安置群眾44萬多人。這意味著今后灘區內還有140多萬群眾生活,發展與保護的矛盾壓力依然不小。涉黃河的違建執法經常要面對群眾心理上的抵觸。“我們一輛執法車被群眾的渣土車圍了一個晚上,走不了。”鄭州河務部門的一名執法人員說。


  生態治黃進入“深水區”,“九龍治水”的弊端持續放大:規模開發的違建項目“不好拆”,一些部門立了案卻拆不掉。而涉及灘區群眾民生的環境破壞案件易遭群眾阻撓,許多部門“不敢惹”,導致問題越積越多。


  環境公益訴訟難點重重,呼喚“大黃河”立法和統一規劃


  2018年,河南省檢察機關與水利部門聯手,以環境公益訴訟為發力點探索依法治黃的新模式。這一模式啟動后,部分多年懸而未決的積案進入執行階段。


  “與民事環境公益訴訟不同,行政環境公益訴訟主要針對行政執法主體。”鄭州市鐵路運輸檢察院檢察長王軍說,“新機制沒有范本可以參考,還面臨不少挑戰。”


  不少環境違法案件中涉及行政主體眾多。“是所有履職不充分的行政部門都要追責,還是只針對承擔主體責任的行政部門?”王軍說,“即使全部追責,誰來執行違建拆除也成為問題。”


  調查權限和適用標準也是一大難點。“行政公益訴訟是適用刑事案件調查權限還是適用民事案件調查權限?”王軍辦案過程中發現,行政公益訴訟中使用刑事調查權往往遭到行政部門的抵觸,使用民事調查權如果遇到行政部門不予配合,又會延誤案件偵辦。


  黃河灘區異地遷建已大規模實施,人去灘空之后,黃河生態治理中發展、民生和保護的矛盾將更為突出。雖然豫魯地方各級政府、水利部門和黃河河務部門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但由地方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出臺規劃,能否制止地方發展的沖動,滿足黃河防洪、民生、生態保護等綜合治理的需求,仍不容樂觀。


  王軍認為,黃河生態治理需要立法先行。“目前,黃河保護沒有專門的法律來指導,多頭管理,職責交叉,成為檢察機關提起涉黃公益訴訟的難點之一,從源頭上健全法律法規體系才是根本。”


  “河務、國土、農業、林業、建設等部門在執法上資源條塊分割,河務部門雖然有行政執法權,卻不具備強制拆除資格,執行難成為涉黃生態案件的痛點。”河南省黃河河務局水政處副處長申家全認為,權責清晰的黃河立法,是解決河務部門水政執法難的關鍵之舉。


  除了立法,趙俊奇認為,沿黃各地紛紛出臺各種開發規劃,但各自為戰不僅不能充分發揮黃河生態效益最大化,甚至可能造成生態破壞抬頭。所以,亟須從國家層面出臺統一的“大黃河”規劃,統籌資源,指導黃河生態資源開發與保護。


  半月世界


  4  新變局下的中歐關系


  在歐洲決策界的眼中,中國的地位明顯上升,已經被視作同美國并重的第一類戰略交往對象。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對中國發展的感受頗為復雜,既顧慮中國的競爭力,又有同中國合作、共同維持經濟全球化趨勢和世界秩序穩定的意愿。


  歐盟眼中的中國


  今年3月,歐盟委員會向歐洲理事會提交的《中歐戰略展望政策報告》指出: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中國既是與歐盟有相似目標的合作伙伴,又是歐盟需要找到利益平衡點的談判伙伴,還是同樣追求技術領導地位的經濟競爭者,也是擴展不同治理模式的體系型對手。


  綜合報告內容來看,歐盟沒有改變對華“接觸”的主基調。從文本來看,《中歐戰略展望政策報告》篇幅僅為11頁,卻14次使用“接觸”這一詞匯,“遏制”在全文中并未出現一次。歐盟雖然在部分問題上也和美國一樣同中國存在分歧,但歐盟并不喜歡美國政府無視國際機構和國際規則的行事方式。


  歐盟將中國定位為一個復雜行為體,即“合作伙伴”“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體系型對手”。在共同推行多邊主義、實現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和地區安全挑戰方面,中歐擁有廣泛的共同目標,是合作伙伴關系。


  歐盟將中國視為雙邊經貿和進行第三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談判伙伴,如馬修斯所說,雙方是“利益伙伴關系”,經濟相互依賴依然是維系中歐關系的核心紐帶。


  當然,中國的發展使其不可避免地在IT和新能源產業等部分全球產業鏈的上游行業成為歐洲的競爭者,雙方未來在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經濟產業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對報告提出的“體系型對手”也應當客觀解讀。一方面它是中歐之間社會制度、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固有差異的延續;另一方面,對于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和中國—中東歐“16+1合作”等,歐洲國家還不太適應由非西方世界國家提出全球問題解決方案、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新現實”。


  如何看待歐洲心理


  在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與中國關系中,目前競爭的成分較多,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一方面,由于經濟全球化,中歐已經形成較深程度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同時歐盟清醒意識到需要通過與中國接觸,才能更深地進入廣闊且具有巨大潛力的東亞市場,進而保持自身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歐洲自身保守的心態、緩慢的改革步伐、內部的不協調和低效率阻礙了歐盟經濟競爭力的提升,而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發展帶給其很大的不安。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持續推廣其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歐盟和歐洲國家仍然信守自由國際主義理念和多邊主義手段,贊賞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反復闡述的包容、持續的經濟全球化的觀點。


  歐洲人非常重視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實狀況。去年底,在逐漸認識和確認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心和實際舉措之后,歐洲智庫和政界人士對華競爭的緊張心理也有所緩和。


  未來中歐關系前瞻


  近年來歐盟越來越注重以“一個聲音”,集28國之力(英國暫未正式退出歐盟)與中國對話、協商和競爭。今年3月,在四方會談中,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2020年上半年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時,希望邀請所有歐盟成員國首腦參加中歐峰會,改變只有歐盟機構首腦與中國領導人會談的架構。這一提議側面反映出中歐實力的相對變化。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歐盟和英、法、德等歐洲國家雖然一開始也質疑項目透明度、勞工和環保標準、債務等問題,但依然支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具有國際治理結構的機制建設。歐盟委員會去年還出臺了《連接歐洲和亞洲——對歐盟戰略的設想》的政策文件,提出了自己的歐亞聯通規劃。截至今年4月,歐盟成員國中已有超過半數簽署了中國倡議的《政府間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諒解備忘錄》,意大利更是首個簽署該備忘錄的歐盟創始會員國和七國集團國家。


  可以看到,面對中國發展,歐盟及其成員國目前依舊對華保持較為建設性的態度和立場。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命令緊執行松,有的在望風  假暗訪淪為形式主義新套路


  導讀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開展暗訪是發現基層真問題、督促問題真解決的有效手段和途徑。然而,當下,部分基層暗訪質量不高、效果不佳,甚至存在假暗訪行為,某些暗訪走樣變成“不訪”或“明察”。在一些地方的暗訪工作中,“命令緊,執行松,有的在望風”的現象不時發生。這類暗訪徒有其名,并未能成為監督利器,反而淪為形式主義套路和變種。


  208次暗訪未發現任何問題


  中部某市要求加大督查暗訪力度,當地鄉鎮干部嚴密“布防”,生怕一不小心,哪里出了問題,導致一年考核不合格。等了兩天,一輛有明顯標識的市里公務車進了村,一進入縣域范圍,就被當地“盯”上。暗訪人員下車后,直接到村委會跟村干部交流。有了這個“時間差”,鄉鎮主要負責人也很快趕到現場。“所謂的暗訪,還沒有開始就成為明察了。”一名鄉鎮干部說。


  專項督查檢查之外,日常治理也是假暗訪的易發區。西部某市多次整治出租車行業亂象,多年來未有實質改觀。今年2月,市委主要負責同志向市交通運輸局下了最后通牒。次日,當地明確,由市運管處、公路處、港航處和局機關每天安排1個暗訪小組(2人組成)進行暗訪。而直到2月7日,交通部門圍繞出租車亂象開展208次暗訪檢查,都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同一時間階段,政府服務熱線卻依舊接到群眾對出租車違規行為的投訴。


  暗訪工作效果令人生疑,經紀檢監察組深入調查發現,有的暗訪組提交材料涉及的一些“被訪”車輛當天沒有出行記錄;有的暗訪人員不把工作當回事,并沒去“訪”,只是打車去超市、醫院辦私事,回來還拿車票報銷。


  在半月談記者調研中,不少鄉鎮干部反映,一些暗訪嚴重走樣,本該直接到村的,變成了直接到鄉;本該直接到戶的,變成了直接到辦公室和會議室;本該查找問題的,變成了聽成績匯報。更有一些暗訪異化為“被調研”“被安排”,暗訪人員甚至“坐著車子轉,隔著玻璃看”,要求地方“層層陪同,前呼后擁”。


  部分暗訪何以滋生新形式主義


  假如沒有深入暗訪,基層一些真問題難以浮出水面。但由于主客觀原因,暗訪的難度日益增加,不少干部不愿意從事暗訪工作。


  越來越發達的即時通信技術,讓一些暗訪組一到基層就被發現,相關信息也會以圖文并茂的形式,迅速傳到地方黨委政府。


  近年來各地撤鄉并鎮、村莊合并,一些村莊情況變化較大,有的甚至難以通過手機地圖導航。對部分干部來說,到不熟悉的基層,地理、語言、人員完全陌生,處于“睜眼瞎”狀態。


  中部某市參加過暗訪的一名市領導告訴半月談記者,去年在某次扶貧暗訪中,按照手機導航找某個鄉鎮,結果因為村莊合并,地圖給出錯誤信息,導航到了另一個鄉鎮。暗訪出了偏差,暗訪目標未能預期達成。


  當前,部分暗訪干部作風飄忽、責任意識不強等主觀因素更值得警惕。在部分暗訪調查中,有的干部缺乏主動擔當精神,明顯有畏難情緒。一些暗訪人員缺乏相關暗訪經驗和能力,未受過有效訓練,也無熟悉相關情況的“線人”,只能盲目無效暗訪。


  部分干部充當“老好人”,也讓暗訪成為走過場。有的干部口上喊著扎實暗訪,實際是只栽花不摘刺,裝聾作啞,不愿給自己找麻煩,增加工作量。更有甚者,還與被監管對象形成利益關系,一有暗訪就通風報信。


  杜絕假暗訪,不做“太平官”,不當“老好人”


  要杜絕假暗訪,須出臺暗訪工作規范,提高暗訪本領能力,尤其要強化暗訪干部的擔當負責精神。


  最近,廣西柳州市針對部分暗訪干部存在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進行治理整頓。柳州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鐘山表示:“要通過整治假暗訪,倒逼黨員干部、行業主管部門、服務機構改進作風,切實履責,不做‘太平官’,不當‘老好人’。”


  近兩年,湖南連續開展“四不兩直”調研,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20位領導同志開展“深入貧困地區解決群眾問題”專題調研,每位省級領導負責兩個或一個貧困縣。任務有明確要求: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匯報、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層、直插現場。


  通過這樣的暗訪調研,湖南省發現了扶貧領域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并在暗訪結束后向市縣反饋,要求督促整改,并明確了回訪時間。


  不少基層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這樣的暗訪一針見血,找到了最直接的病灶,讓人紅臉出汗,地方有‘猛擊一掌坐不住’的感覺,從而痛下決心抓整改。”


  教育改革進行時


  6  棄用教室變鳥窩,閑置校舍改羊圈


  半月談記者在東中西部多個省份調研發現,當前,部分農村和鄉鎮的一些校舍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一些校舍由于久無人用變得破敗不堪,造成資源浪費。閑置廢棄校舍產權不清晰、再利用價值低等困擾地方政府有效處置。


  農村閑置校舍變身鳥窩、倉庫、羊圈


  在東部經濟大省的一所閑置鄉鎮中學,半月談記者看到學校的門窗已破敗不堪。走進其中一間教室,十幾只麻雀應聲飛出窗外,屋檐房梁上有好幾個鳥窩,教室地面還有不少草籽和鳥糞。操場一半成了菜地,一半長滿雜草。


  靠近校門的一排教室已被當地一家企業占用,兩側自建了簡易門,上面貼著“招工啟事”。在校園里,一名男子正在平整教室前的土地。他說:“有用校園里這些閑置教室開小廠子的,還有養雞的,也有當倉庫存東西的。”


  類似情況在中西部省份同樣存在。半月談記者在中部某省貧困山區一處廢棄的農村小學看到,這個地方已經成了村里的倉庫。春耕時節,政府免費提供給農民使用的復合肥堆滿了學校院子。往里走,是廢棄的教室,許多門窗已經不在,院里荒草叢生。


  半月談記者在另外一所村小看到,已廢棄的學校里有村民居住,村民將院子改造成羊圈。當地村民說,20世紀90年代,隨著當地逸夫小學啟用,村里的小學就棄用了,村委會把舊學校賣給了一戶村民。


  生源流失,部分農村學校半閑置


  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現在許多農民在孩子教育問題上不僅要求“有書讀”,而且期望“讀好書”,農村學生向城市流動速度加劇,從而導致有些農村學校雖沒有完全閑置,但也處于半閑置狀態,無法得到有效利用。


  西部某省一個鄉鎮小學學生有幾十人,遠遠不能填滿三層教學樓。為了不讓校舍空置,學校將空余的教室改造成計算機室、圖書室、心理輔導室等功能室。校長介紹,教學樓對面的一排平房原來全是學生宿舍,現在只有兩間宿舍在使用,共住了8名學生。


  另外一個村里的教學點共有十幾間教室,如今只有2名學生,只有1間教室投入使用,其余全部空置著。下課時分,操場上靜悄悄的,沒有學生的嬉笑打鬧聲。28歲的年輕校長告訴半月談記者:“以前在實習的時候,教的都是幾十個人的班級,剛來這里真沒想到只有兩個學生,挺不習慣的。”


  從2002年開始,中部一貧困縣開始寄宿制學校改造,2005年招生后,當地以每年二三十所的速度撤并村小。


  接受采訪的縣教育局工作人員說,過去縣里村村都有小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縣390多所學校,其中單師校(只有一個老師的學校)就有250~260所。目前縣里共有46所中小學校,鄉鎮的34所學校在讀學生人數占全縣學生總數不足兩成,其他學生除了隨父母在就業地上學以外,基本都在縣城中小學就讀。


  一名家長告訴半月談記者:“縣城的師資、辦學條件相對較好,去鄉鎮所在地也是住宿,到城里也一樣,干脆一步到位,直接進城。”


  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區教育局教育科科長蘭祥認為,除非農村“空心化”問題得到解決,否則在城市化浪潮下,今后農村學校的規模將會越來越小,閑置、半閑置的農村學校會越來越多。


  婆家不清楚,下家找不到


  受訪的基層教育干部說,有一些原來設在鄉鎮的中小學校,教學管理退出后,屬于鄉鎮資產,由鄉鎮收回進行管理處置。在東部某省,有的閑置中小學已經變成社區活動中心、鄉鎮辦公用房等。


  還有一部分學校是由政府投資興建的教育局直屬學校,它們撤并后,還歸教育部門管,產權在教育系統。


  大部分被撤掉的農村中小學校,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體制下,由村級組織協調,村民小組提供土地,村民集資投工興建的,國家僅給予少量補助。這些學校絕大多數沒有辦理房產登記手續及土地使用證,校舍產權歸屬不夠明晰,致使處置找不到婆家。


  當學校在用的時候,教育部門負責組織教學管理,教學管理撤了之后,校舍就是村里的集體資產,一般由村委會處置。村里對這些閑置校舍進行再利用,有的改造成支部,有的作為村里的辦公用房等設施,還有的仍在閑置。


  在中西部貧困地區,隨著移民搬遷,一些校舍被拆除變成耕地。一些未搬遷的村子,留村人口已經很少,年輕人出去打工,村子逐漸荒蕪。這樣的校舍經濟價值低,很難開發變賣再利用。


  還有的閑置校舍無法說清屬于哪一個村莊,土地屬于村集體,各方面出資、產權混亂。那所飛出麻雀的閑置中學,土地分屬兩個不同的村莊。“當時兩個村里有的出地多,有的出工多。現在究竟兩個村如何劃分產權都不清楚。”在這所學校家屬區居住的一名老師說。


  分類施策讓閑置校舍變資源


  許多受訪者表示,如何有效減少閑置、半閑置學校的資源浪費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難題。


  一是出臺處置政策,明確主體責任,摸清家底,有序合理處置。山西省晉中市祁縣成立撤并校舍處置相關聯席機構,不論產權歸屬和當時修建學校的資金來源,先統一到機關事務管理局備案。經過專業審計,建立檔案,歸口到國有資產管理,在后續的處置中,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進行產權評估、細分。


  二是加強綜合利用。在保障教育的前提下,優先滿足村里公益事業需要,閑置學校可改造后為村委會辦公、村民活動中心、養老院等使用。


  三是在生源逐漸流失的教學點附設幼兒園,為農村中小學培育生源。半月談記者在走訪中發現,一些農村地區群眾對學前教育的需求呈現日益旺盛之勢。


  由于國家對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政策,進城入學花費不大,但學前教育得自己掏錢,在城里上幼兒園的費用對農村家長來說是較重的負擔,因此農村適齡兒童傾向就近入園。


  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區大寨鄉黃家小學內附設了幼兒園,校長章平生介紹,2015年幼兒園只有9個學生,今年幼兒園人數已增至30人。


  四是在貧困地區應保留閑置、半閑置學校,為貧困低齡兒童提供就學機會。甘肅省教育廳數據顯示,全省有百人以下學校7919所,其中85%位于貧困縣和深度貧困縣。這些學校多位于交通不便的偏遠農村。


  “這些教學點不能撤并。”平涼市教育局副局長魏曉波說,“這些學校不在了,貧困家庭的孩子很有可能失學。”


  解碼城市


  7  羊城:共治不分三六九等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讓中國許多城市得以書寫發展奇跡,廣州就是其中之一。大城市如何更好地擁抱外來人口?廣州通過探索新服務平臺,建設新協同機制,創造新工作模式,給出了回應人口流動大潮的羊城答案。


  一所沒有圍墻的大學


  有這樣一所大學,建在社區,不交學費、不計學分、不授學位,辦學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幫助外來人口更好地融入社區環境,提高公共參與能力,共享城市發展紅利。


  這所特殊的大學,就是坐落在廣州市白云區三元里街道的三元里社區大學。


  三元里是廣州典型的城中村,外來人口比重大,規劃一度落后,人居環境差,外地來穗人員在社區融入、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存在困難。


  三元里社區大學校長吳治平告訴半月談記者,學校針對這些難題專門開設了課程。比如,針對兒童教育問題,開設了流動兒童早教班和留守兒童“小候鳥”親子班;針對城中村衛生環境差、居民文明意識不足的問題,開設了“垃圾不落地”環境教育課程;為了豐富社區居民生活,開設了寫作技能班、演講與口才班、商務英語班等主題培訓班。


  “參加了寫作班的培訓,我終于能把裝在心里的話寫出來了。”來自湖北洪湖的務工人員彭澤良說,自己平時拙于表達,寫作班讓他打開了傾訴心里話的閘門。


  一面插入社區的黨旗


  基層治理離不開黨建引領。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廣州多地以切實手段讓黨組織延伸到社會治理末端,基層治理挺起主心骨。


  走進廣州市海珠區赤崗街道,過去的亂張貼、亂涂畫現象很難再看見,街道整潔有序。原來,過去一年,該街道在黨組織帶動下,組織起城市綜合環境微管養服務隊,從小處著手,美化城市社區環境。


  廣州市番禺區東環街道的龍美、甘棠兩個農村社區,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比例嚴重倒掛,社區治理問題多、難度大。兩個社區主動施策,成立來穗人員流動黨支部,打造社區治理“雙引擎”。


  廣州市委政法委有關負責人介紹,兩個社區在每個網格都安排一名本村黨員和一名流動黨員,負責網格內日常事務,協同解決治安、維穩、調解、幫困等棘手問題。


  東環街道還設置了“兩代表一委員”工作室,健全信訪問題處置機制,在社區治理互聯網平臺開設建言獻策模塊,讓外來務工人員也有了參與感和歸屬感。


  一處勝似故鄉的異鄉


  廣州結合對外來人口多元訴求的細致了解,逐步擴大公共服務覆蓋面,在來穗人員尤其關注的就業、子女入學、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方面,逐漸實現外來居民與戶籍居民同等待遇。比如,從2017年起,廣州11個區已全面開展來穗人員隨遷子女積分入學。這些舉措,讓更多來穗人員在廣州找到“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感覺。


  廣州各區也根據區情實際,提供更多個性化的服務,為外來人口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在南沙區,當地攜手社工服務中心開展個性化“親子早教課堂”,圍繞科學、語言、運動健康、藝術等主題為來穗家庭提供早教服務。自去年9月以來,共服務300多戶來穗人員家庭。


  在番禺區,當地來穗人員服務管理局聯合中國郵政推出居住證快遞服務便民舉措,來穗人員辦理居住證簽注可借助支付寶或番禺民生卡App,不需要到窗口提交申報材料、領取證件,讓眾多奔忙羊城的來穗人員深感方便。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廣州還通過系統性的融合行動來幫助來穗人員全方位進行社會融合。2016年,廣州在全國超大城市中率先實施“融合行動計劃”,明確用5年時間穩步有序地全面推動來穗人員在人文關懷、思想認同、心理悅納、樂業奉獻等領域的全方位社會融合。


  外來人員黃玲說:“來廣州這么多年,工作舒心、安心,早已經把這兒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了。”


  時政·財經


  8  大武漢:掃黑除惡大決戰


  導讀


  大江大河大武漢,掃黑除惡大作為。


  快速響應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按照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廳相關要求,武漢公安機關主動出擊,勇當掃黑除惡“排頭兵”“主力軍”,各警種、各分局雷霆出擊。“武漢無霸,黑惡必除”。一批黑惡勢力被打掉,捷報頻傳,大大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


  武漢市公安局作為唯一省會城市公安機關,在全國公安機關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推進會上交流了經驗。


  十大硬招志在打好安全主動仗


  經過歷時1年零7個月的縝密偵查,武漢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偵破了近年來湖北乃至全國首例江面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一舉鏟除了一個長江武漢段涉黑犯罪團伙。


  破獲全國首例部督涉疆涉黑專案、破獲首例黑社會性質黑中介團伙案……一項項第一,見證了武漢公安機關在掃黑除惡工作中取得的累累戰果。


  武漢市公安局副局長熊波介紹,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以來,武漢公安機關聚焦政治責任,將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作為全局“龍頭”工程、牽引工程,作為考驗領導干部政治擔當、能力水平的重要戰場。


  武漢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局長李義龍任組長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明確各級公安機關的“一把手”為第一責任人。


  領導小組多次組織研究推進工作,創新提出了“健全組織體系、調整充實力量、深入宣傳發動、實行專案專辦、前移工作陣地、強化審查攻堅、組建專家團隊、開展全警培訓、兌現激勵獎懲、嚴格監督執紀”等十條硬措施,向社會公開承諾:“武漢無霸,黑惡必除”。


  同時,武漢市公安局探索建立了掃黑除惡六大機制。市局黨委成員每人跟蹤督辦一起涉黑案件,17名分局局長每人掛牌偵辦一起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市、區兩級掃黑辦實體運作,市局掃黑辦由20人增至60人,區分局掃黑專業力量不少于10人,市、區掃黑除惡專業隊增至227人。


  武漢市公安局還進一步推動陣地前移、管控前移、打擊前移,建立“4+N”個工作站;在全市建立3至5個辦案點,16個看守所設立黑惡犯罪嫌疑人特審室;組建10人公檢法聯合指導組、30人專家指導團隊;實行掃黑除惡工作戰時獎勵,一案一獎、一事一獎,有功即獎、有功必獎,拓展和完善了武漢傳統掃黑工作體系。


  全領域排查、全方位核查、全流程檢查高效推進


  武漢市公安局運用信息化手段精準打擊,在全國率先建立掃黑除惡專用工作平臺,推動掃黑除惡工作由經驗型向數據型轉變,提升黑惡犯罪打擊效能。


  武漢市公安局刑偵局局長陳漢生介紹,聚焦線索排查,武漢公安機關以最實手段推動涉黑惡線索閉環核處。


  ——全領域排查。依托“萬名警察進社區”活動,突出11類容易滋生黑惡犯罪重點領域,緊盯涉黑惡犯罪18個罪名,動員全警摸排;開通舉報電話、郵箱、微信公眾號,發動全民舉報,獲取了一批涉黑涉惡線索。


  ——全方位核查。嚴格執行“六個一”要求,即一個專班、一個方案、一個流程、一個審批程序、一個復核程序、一個獎懲制度,達到一個標準、實現兩個全部、確保三個統一、做到四個必須、完成五級審批,核查了一批涉黑涉惡線索,核查回復率達100%。


  ——全流程檢查。采取提級核查、交叉核查、集中核查,確保每條線索查實、查透、查徹底。在全國率先研發建立掃黑除惡專用系統,研判黑惡勢力在不同領域、行業、地區的發展趨勢,通過深度挖掘、研判預警、精準制導。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武漢公安機關聚焦審查深挖,以最強力度推動辦案攻堅打深、打透。對涉黑惡案件,尤其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及規模較大的惡勢力團伙案件,成立專班,專案專辦,集中攻堅,提升辦案質效;成立聯合專家指導組,定期研究重難點問題,提升攻堅質效。武漢公安機關還與紀檢監察部門建立線索雙向移送和查辦反饋機制,深挖背后“保護傘”。


  最高標準強化保障措施,以掃黑除惡引領綜合治理


  以十條硬措施推進掃黑除惡,離不開高標準的保障措施。武漢市公安局明確提出,聚焦攻堅克難,以最高標準強化掃黑除惡各項保障。


  一方面,嚴格業務培訓,通過編制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工作資料,邀請全國全省專家開展多次集中大輪訓,提升專業素質。從全局遴選預審、法制、辦案骨干,組建專家指導團隊,直接參與、指導重大、疑難、復雜黑惡案件質辦工作,做到了全體參戰民警“知法律、知任務、知要求”“會排查、會識別、會辦案”,有力提升了掃黑除惡專業素質。


  另一方面,嚴格執法紀律。武漢市公安局牢牢把握“兩高兩部”相關文件精神,細化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認定,準確適用法律,確保既不“降格”處理,也不人為“拔高”。對黑惡線索不排查、不報告或排查不認真、不細致的,對黑惡線索調查不及時、查辦不力的,對涉嫌包庇、縱容、參與黑惡犯罪的,依紀依規嚴肅追責。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雷霆之勢推進,也帶動了武漢市的整體打防管控工作,促進了全市治安秩序持續好轉。2018年以來,武漢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4.7%;破獲刑事案件數、刑拘人數、逮捕人數,同比分別上升43%、19.5%、14.9%。同時,沒有因涉黑涉惡問題引發命案;槍案同比下降57.4%,且全部破獲;查破黃賭案件數、刑拘黃賭犯罪嫌疑人人數同比分別上升34%、65%。


  熊波告訴半月談記者,武漢市公安局還將掃黑除惡與正風肅紀緊密結合,制定黑惡案件線索核查和偵辦兩個問責辦法;徹查“關系網”、斬斷“保護傘”、拆掉“黑后臺”,隊伍紀律作風明顯增強。


  武漢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李義龍表示:“下一階段,我們要做到政治站位再提升、思想認識再深化、工作舉措再加強,進一步強化精準打擊,鏟除黑惡勢力土壤,堅決打贏掃黑除惡專項斗爭。”


  科技·文化


  9  葉小綱:用音樂講好“中國故事”


  葉小綱是當代踐行中國音樂“走出去”的杰出人物。作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他自覺肩負起了推動音樂塑造中國文化自信的使命。在這位音樂家眼中,音樂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期間,葉小綱接受了半月談記者的專訪。


  “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2019年1月15日晚,作為中國交響樂作品回顧展演暨第六屆中國交響音樂季北京音樂會的重頭戲,葉小綱創作的第五交響樂《魯迅》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隆重上演。這部交響史詩是“時代交響——中國交響音樂作品創作扶持計劃”扶持作品,凝結了葉小綱多年的心血。


  《魯迅》上演之后,得到了國際的承認,被譽為代表當下中國交響樂最高水準。“這部交響樂所刻畫的形象是經典的,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葉小綱難掩激動,言辭間仿佛又回到了音樂中刻畫的風雨如磐、吶喊未絕的時代。


  “《魯迅》好比我自己的親生孩子,一直盡心呵護照料,才有向世界展示的高光時刻。畢竟,除了創作、教學,我還有另外一個責任,就是推廣中國音樂走向世界。”葉小綱說。


  一撥一彈講述“中國故事”


  《中國故事》是中國音樂“走出去”的重要策劃項目之一。該系列音樂會自2003年9月在美國紐約林肯中心愛弗利·費雪音樂廳成功首演以來,足跡在世界范圍內一路延伸。


  無論是德國柏林、慕尼黑,英國倫敦、愛丁堡,還是俄羅斯莫斯科,印度加爾各答,乃至遠及哥斯達黎加圣何塞,秘魯利馬……悠揚的中國旋律在五大洲余音裊裊,令萬千觀眾如癡如醉。


  《中國故事》專場音樂會,促進了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當代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用音樂講述中國故事,內容和角度的選取非常重要。唐詩宋詞、天府之國、汶川地震甚至南京大屠殺……這些內容不僅是鐫刻在中國觀眾心里的記憶符號,對海外受眾也充滿吸引力。比如《中國故事》音樂會中《我遙遠的南京》一曲,便是為紀念1937年在南京被日本軍隊殺害的30萬中國平民而創作。


  “盡管在這么多國家取得了成功,但我認為還很不夠。不僅僅是演出數量不夠,而是中國在國際音樂界的影響力乃至話語權還遠遠不夠。就拿秘魯來說吧,這是個與中國距離甚遠的南美洲國家,那里的人民卻對中國音樂非常感興趣。不過我們還沒有找到讓中國音樂在當地人心中扎根的方式,往往演出結束了,人家的興趣也就慢慢消退了,還停留在看個新鮮的層次。”葉小綱說。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中國故事》每次海外巡演的曲目都不一樣。“推廣中國傳統音樂要堅持原汁原味,要體現自己的特色。真正下功夫的創作,是可以與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心心相通的,這是我們的作曲家必須注意的一點。”葉小綱說。


  讓家國情懷成為創作源泉


  葉小綱堅信,堅定文化自信不是朝夕之功的事,可以說永遠沒有完成時。他認為,中國音樂發展已經步入良性軌道,未來幾年內,會有更多謳歌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的經典作品問世。


  “能夠長久流傳、成為經典的音樂離不開家國情懷的滋養。無論什么時代,無論何種藝術表達方式,家國情懷都是激發美、創造美最重要的火花。”葉小綱表示,“我們搞創作必須了解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想人民之所想,從人民之所愿。”


  “鑒于音樂的專業性和特殊性,管理需要更多依靠專業的人士。應該敢于放手,把話語權交給市場和觀眾,給音樂人充分的發展空間。相信廣大文藝工作者能夠創作出不負時代重托的傳世文藝精品。”談起中國音樂發展的制度保障和環境營造,葉小綱如是說。


  對于音樂在大眾審美教育中應該發揮的功能,葉小綱也多有強調:“音樂會幫助個人成為更好的自己,無論自認為是否有音樂天賦,每個人都不應該放棄對音樂之美的追求。”


  生態·健康


  10  “保險”還是風險  為優生,先凍卵?


  32歲的希和(應采訪對象要求化名)是國內一家醫療美容公司的高管,今年,她決定送給自己一份禮物——凍卵。目前,她正在仔細篩選醫療機構,計劃10月冷凍卵子,并已開始服用葉酸。


  “我現在單身,沒有孩子,但是也許將來我會想要孩子。”希和說。


  今年情人節那天,希和組建了名為“凍了老娘就不急了”的凍卵微信群,幾天之內,130多個單身女性入群。其中,有人已經凍過,有人計劃凍,她們的共同特點是——單身、在公司擔任中層以上職位、收入高。


  “過了30歲,真的會焦慮。工作壓力那么大,人際溝通成本又高,找對象生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希和說。


  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單身女性選擇冷凍卵子以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


  “凍卵就相當于給自己買一個生育保險,一個買得起的后悔藥。”長江生命創始人劉小曼告訴半月談記者。她2016年赴美冷凍11個卵母細胞之后,回國創立了長江生命品牌,并提供海外輔助生殖服務。2018年6月,劉小曼又赴美冷凍了11個卵母細胞。


  還有一些中國女性做出了更為徹底的選擇——取卵、選精、生子。


  31歲的葉某是中國一家化妝品公司的董事長,至今單身,她的女兒今年1歲多,對于自己赴海外選精生子的經歷,她在微博上直言不諱。


  無論是凍卵還是選精生子,中國女性都是在努力克服生育年齡的瓶頸。


  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郁琦告訴半月談記者,卵子學名叫卵母細胞。臨床實踐表明,30歲以后,女性生育能力緩慢下降,35歲之后加速下降,40歲之后則是斷崖式下跌,并且卵母細胞的質量急劇衰退。


  “40歲以后,取卵都可能取不夠。”郁琦說,一般情況下,做試管嬰兒或者單純的冷凍卵母細胞,一次要至少取10個卵母細胞。但是,40歲以上的女性,取到10個很困難。而且,35歲以上的人即便凍卵,復蘇率也成問題。


  臨床上,40歲以上女性,試管嬰兒的成功率是5%左右。而在35歲之前,成功率則是一半以上。


  “我們群里有的姑娘,才20多歲,就已經卵巢衰竭,再也生不出孩子了。”希和說,這樣的事情,讓她覺得生育緊迫感更強了。


  值得一提的是,幾乎所有凍卵的中國單身女性都要趕赴海外實施這一手術。2003年,當時的衛生部(現在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只有罹患癌癥、夫婦不孕不育等特殊情況下,女性才能合法冷凍卵母細胞。不過,我國目前并未禁止女性赴海外凍卵。


  面對這一灰色地帶,不少商家瞄準商機。專注生育領域的移動互聯網平臺“安心健康”首席運營官張剛告訴半月談記者,該平臺的數據和調研顯示,15%至20%的用戶都是單身女性,其中,50%以上對凍卵保持生育能力的新技術感興趣。


  張剛表示,泰國、俄羅斯、美國等,都是輔助生殖技術非常成熟、接待中國客戶較多的國家。在半月談記者采訪的當天,他還和來自美國的醫院商談合作。至于凍卵的價格,張剛告訴半月談記者,泰國凍卵花費大概5萬至6萬元,每年凍存費大概3000元至5000元;美國凍卵花費大概2萬美元,凍存費每年600美元左右。


  海外輔助生育平臺“優孕行”創始人謝國奧估算,中國做輔助生殖中介的機構大概有幾百家,業務覆蓋全國范圍的機構約有十幾家。


  謝國奧表示,未來有兩大社會發展趨勢將會導致凍卵需求增長——婚育時間延遲;婚姻關系不確定。他告訴半月談記者,一些客戶就是不想錯過職場晉升而選擇凍卵,“還有客戶做試管嬰兒,是為離婚后重組家庭做準備”。


  實際上,不僅在中國,在全球,凍卵都在成為女性的一種新選擇。美國的臉書公司和蘋果公司都已將凍卵當成女性員工福利。中國的在線旅游平臺攜程于2018年也將凍卵當作送給女性高管的“大禮包”,給予資金補助和凍卵假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表示,凍卵固然是女性的一種選擇,但其局限性依然存在——必須在最佳生育年齡凍卵,并且凍卵本身并不能保障未來生育的成功,而且費用較高,并非大眾所能接受。


  復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2017年作為上海虹口區政協委員,與婦聯界別共同提出了擴大女性凍卵適用范圍的提案。


  “目前全國生育率走低,擴大凍卵的使用范圍,在滿足女性權益、促進人口增長方面都能夠發揮積極作用。”她說。


  但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婚姻家事律師段鳳麗提醒,如果女性在海外凍卵,發生醫療事故的話,維權非常困難。同時,女性凍卵生子之后,若仍是母親一人撫養子女,很可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民生·社會


  11  這屆年輕人,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選項?


  “如果1+1<1,為什么要結婚”


  導讀


  “不婚不育”“佛系戀愛”“大齡晚婚”……半月談記者近期在川蘇寧滬京等地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將婚姻作為人生的必選項。國家有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全國結婚率已經出現“五連降”。這意味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80后”“90后”的婚戀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結婚率“五連降”,婚姻不再是必需品?


  “沒談過戀愛,目前也不想談戀愛。”26歲在北京打拼的王小姐說,她享受那種一個人聽著音樂健身,不需要和任何人聊天,大汗淋漓后回到家里洗澡看視頻的生活狀態。


  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數據顯示,自2013年開始,全國結婚率逐年下降:從9.9‰到9.6‰、9‰、8.3‰、7.7‰,到2018年只有7.2‰,且經濟越發達地區結婚率越低。


  “問過幾次,人家小年輕都不著急。”不少受訪者表示,現在給單位年輕人介紹對象不容易。寧夏銀川市興慶區民政局副局長沈欽峰說:“大齡單身青年已是普遍現象,不足為奇。”


  采訪中,一些年輕人在婚戀上表現出異常淡定。32歲還未結婚,非常享受單身狀態的成都姑娘李小姐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戀愛婚姻都需要緣分,像父母那樣比對一項項條件,幾乎是成不了的。”


  “兩個人在一起生活其實是挺麻煩的事情。平時自己在家的話,可以不洗頭穿著睡衣待上一整天,這樣的生活很放松。”上海34歲的王小姐認為,如果結了婚,雙方不可避免會出現矛盾,再加上工作、孩子、老人等其他因素影響,“滿地雞毛”的生活會非常痛苦。


  “婚姻不再成為人生的一個必需選項,談不談戀愛、結不結婚都是個人選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讓自己開心的生活方式。”西南交大心理研究與咨詢中心副教授高飛說。


  婚姻不是必需,年齡不再設限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青年群體不婚或晚婚晚育盛行有主客觀多重因素。


  “當婚不婚、當嫁不嫁”觀念正被越來越多人接受,社會對年輕人的新婚戀觀越來越寬容。


  20歲的成都姑娘傅旋說:“緣分來了,就戀愛和結婚;緣分沒來,就提升自己,不是非要到平均年齡就得結婚。”42歲的陳小姐說:“父母朋友都希望我不要為了結婚而結婚,過得幸福開心就好。”


  女性越來越獨立,婚姻經濟支持等功能弱化。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購房的女性越來越多。“買房后,自己對婚戀的需求感明顯下降了,一個人住覺得很輕松,也沒有特別必要去找一個伴兒了。”成都市民呂小姐說。南京市民陳小姐年收入30多萬元,也有自住房,“至少在經濟層面,不需要婚姻”。


  寧缺毋濫,年輕人對婚戀質量要求更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他們的婚姻作為選擇改善生活的一種方式。“女性的整體素質、能力都在提高,對另一半的要求自然更高。”在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朱小姐說。


  適齡結婚群體數量減少,結婚人數下降。“中國結婚率持續走低,初婚年齡走高,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楊雄說,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下降到1997年的16.75‰,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續走低。出生人口數量不斷下降,是如今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


  受教育年限延長,造成初婚年齡延后。江蘇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工作人員虞筱歆說:“大學本科畢業一般在23歲左右,再談戀愛結婚,肯定比較晚。”


  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女碩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畢業生中獲得碩士學位的女生有6.84萬人,占碩士總數的50.3%;獲得博士學位的女生1.27萬人,占博士總數的48.8%。


  “就拿我這種極端案例來說,一路讀到博士畢業都32歲了,如果讀書期間沒有定下另一半,等到了工作崗位再找對象結婚,怎么也得35歲左右了。”未婚青年李江成說。


  婚育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年輕人結婚難。“買房裝修、生養孩子,哪樣不得大筆資金投入,等這些條件湊得差不多了,自然就晚婚晚育了。”銀川市一位公務員胡博說,自己28歲碩士畢業,一家人攢了近5年才勉強攢夠婚房彩禮等結婚錢,然后又得攢錢近3年才能生得起孩子。


  年輕人社交模式發生改變,不談戀愛成網絡社會“流行色”。“我的圈子太小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玩手機,一年到頭也遇不到什么新朋友,怎么談戀愛啊?”35歲的張昕無奈地說。


  種種原因,或許可以用不少年輕人口頭禪所概括:“如果1+1小于2,甚至小于1,為什么要結婚?”


  保衛婚姻,需要各方努力


  專家認為,結婚率降低是一個正常現象,是中國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結果,應該理性看待。不結婚、或者不著急結婚的年輕人,未必是因為排斥婚姻,更不是因為不相信愛情。不過,從社會長遠發展來看,還是要拿出辦法來促進年輕人結婚、生育。


  高飛等專家認為,年輕人晚婚晚育盛行,有一部分是因為不懂兩性人際交往,難以進入健康的婚戀狀態。“年輕人為什么覺得談戀愛難?因為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愛,也不知道如何談戀愛。”他們建議在高校開設課程或講座,指導學生戀愛結婚。


  另外,降低年輕人生活成本和生育成本,提高他們的結婚意愿。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李曉壯等建議,可借鑒他國經驗,將家庭成員承擔的育兒、養老等長期性、常規性家庭服務作為社會成本納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范疇。


  虞筱歆則建議降低法定結婚年齡:“現在的孩子發育早,生理上也沒有問題。”相反,因為未到結婚年齡而生育的未婚媽媽增多,產生不少社會問題。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婚姻問題專家劉汶蓉等表示,從長遠來看,要建立“家庭生活教育”理念和制度,預防家庭問題發生,促進人的精神健康,促進家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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