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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9期_半月談2019第9期文章匯總

http://www.thmy.icu       2019-07-16 16:26      來源:公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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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政策落地實不實,關鍵要看獲得感


  養老金再漲5%、診療流程優化、油電氣齊降價、增值稅率下降、學校陪餐制度施行、出入境證件“全國通辦”……放眼2019年,更多民心所向、基層所盼的惠民政策密集推出,可謂“含金量”十足。


  這些民生政策是否抓得準、如何做得實,讓群眾有獲得感是一項重大課題。從群眾視角看,評價什么是真正給力的政策紅包,人們的依據不是文件多寡,而是實實在在、直抵人心的獲得感。換句話說,民生政策不只是宏大敘事,更關乎日常一餐一飯、一顰一笑;民生政策不應高高在上,而應始終保持觸手可及、感同身受的溫度。


  進入新時代,獲得感更不僅僅停留在“吃飽穿暖有零花”的淺層次上,而是涉及生態環保、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多個維度的綜合評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


  民生工作量大面廣,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環境、教育、就業,哪項不是千頭萬緒,哪項不需要花心思、花精力去解決?社會轉型變革加速,給民生政策提出新課題;網絡技術日新月異,給民生政策增添新變量;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給民生政策提出新要求。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民生領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補齊的短板,新老問題交織,解決不好會抵消獲得感、幸福感。尤其需要注意,民生政策從出臺到最終得到群眾認可,中間離著很遠的距離,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當前某些地方扶貧工作就陷入“效果悖論”:扶貧沒少花力氣,群眾也有獲得,可就是感覺不強烈,甚至不會心懷感激。


  因此,決不能以為民生政策一出臺就萬事大吉,而須打通“最后一公里”,以群眾獲得感為民生政策最終的落腳點和檢驗標尺。這就需要注意三個問題:有政策未落實、有落實沒獲得、有獲得卻無感。


  有政策未落實。再多再好的政策如果落實不了也只能是鏡花水月、形同虛設。現實中,有的官員習慣“用開會代替實干”“自拉自唱”,善于搞形式主義,栽盆景搭花架,做虛功玩花活,最終好政策停留在文件上。抓而不實,等于白抓。如果僅僅是耍嘴皮子、擺樣子,再好的政策群眾也難有獲得感。


  有落實沒獲得。有落實沒獲得或因一些民生政策目標與群眾期待不吻合,或因一些民生政策在落實過程中“跑冒滴漏”嚴重,又或者源于一些民生政策在執行中走形變樣等等。如教育扶貧“漏人”、產業扶貧“壘大戶”、金融扶貧“投不準”。如此這般,盡管政策有落實,但民眾沒有獲得感或獲得感打折。


  有獲得卻無感。一些民生政策群眾雖然獲得明顯,卻仍然不滿。這或是源于政策宣傳不充分、信息不對稱,群眾知曉率低;或是因為部分群眾盲目攀比期待大,以致邊際效應遞減;或是由于部分群眾獲得滿滿,別的群眾只能眼巴巴看,心生不滿;或是源于沒帶感情做工作,沒有暖民心哪能得民意?


  與前兩種情形相比較,“有獲得卻無感”以往關注不多,而在當前工作中,這種情況卻越來越常見。甚至有些時候,民生投入越多,群眾意見越大。正如一位基層干部所言,如果政策不透明、工作不細致、落實不走心,群眾會認為優惠政策在實施中有“貓膩”,別人得到的更多,自然對獲得無感。


  那么,增強民生政策獲得感,當向何處發力?


  增強獲得感,要強化問題導向。獲得感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提升。直奔問題,不斷除弊興利,是民生政策的應有之義。“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群眾痛點在哪兒、問題癥結在哪兒,施治的靶點就應該瞄準哪兒。買得起房、看得起病、養得起娃……群眾是通過每一項實事去感受民生溫度,檢驗政策答卷。


  增強獲得感,要合理引導預期。民生政策目標的確定要實事求是、恰當合理。堅持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相結合,不能脫離實際,提出過高標準,更不能吊高胃口,開空頭支票。要拓寬民意表達渠道,開展經常性社情民意評估。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親善友愛的社會心態,政策不養懶漢,杜絕不良導向,調節社會情緒,構筑心理防線,有效引導預期。


  增強獲得感,要倡導參與共享。政策從紙上走向現實離不開群眾的支持,需要調動群眾積極參與。人人盡責,人人受益,肯干能干主動干,共建共治共受益;戒除看客心態,激發內生動力,形成獎懲分明、共鳴共振的良好局面。共享不止于物質成果,更是公共意識、公共價值和公共精神的共享。手拉手、心連心,有參與,方有獲得感。


  莫言下嶺便無難,一山放出一山攔。與民交實心、結真情,帶著感情做工作,接地氣、冒熱氣、聚人氣的惠民政策才能深入民心、深得民心;叫得響、立得住、獲認可的硬招實招,才能讓獲得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半月講解


  2  新時代,我們怎樣發揚五四精神?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百年風雨兼程,五四運動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精神財富,就是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近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深切緬懷五四先驅崇高的愛國情懷和革命精神,高度評價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明確提出新時代發揚五四精神的重要要求。


  凝聚民族復興力量


  在新時代發揚偉大五四精神,首先要準確理解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五四精神的時代價值。


  五四運動,集“思想革命、文化更新、反帝救亡”于一體,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在民族危難之際,以磅礴之力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信心。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一直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從洋務運動到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維新變法,再到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辛亥革命,都是對國家發展道路的探索,都沒有成功。正是五四運動,一場改造社會、尋找民族復興之路的探索迅速在各族各界愛國人士中展開。正是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五四運動,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開啟了中國探索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五四運動以來,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為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以五四運動為新起點,從1919年到2019年,這是改天換地、波瀾壯闊的100年,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深刻昭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只有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我們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五四精神的時代價值,更加深刻理解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思想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意義。


  弘揚愛國主義,追求真理、追求進步


  五四運動的發生源于救亡圖存,愛國是其本源;五四運動實現了反帝與反封建的結合,進步是其內涵;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前,民主和科學已經為人們仰慕和追求,五四運動使其得到更加充分的張揚和體現,因此“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共同鑄成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 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得到當時民眾的廣泛參與支持,正是因為它激發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淀的對祖國的深厚情感與熱愛。“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就是愛國的精神;都在發揮一個共同的作用,就是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弘揚五四精神,就要激發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行動自覺。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


  今天,五四精神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始終一脈相連。我們傳承和發揚五四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把愛國之情化為報國之行。


  賡續、弘揚永久奮斗的偉大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四運動以來的100年,是中國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續奮斗、凱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國青年用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通過五四運動,中國青年發現了自己的力量,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現了自己的力量。“沒有人會恩賜給我們一個光明的中國”。回首百年奮斗歷程,歷史的啟示催人奮進:中國社會發展,中華民族振興,中國人民幸福,必須依靠自己的英勇奮斗來實現。


  今天發揚五四精神,就要賡續和弘揚永久奮斗的偉大傳統。唯有保持拼搏奮斗的精氣神,讓奮斗成為青春最亮麗的底色,才能把握機遇、奮發有為,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在弘揚五四精神、不負時代重托的進程中,要深刻把握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方向和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新時代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使命,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人民一道,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這一鮮明論斷,為新時代中國青年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劃定了奮斗的坐標。


  今天,新時代中國青年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既面臨著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時代使命。“樹立遠大理想”“熱愛偉大祖國”“擔當時代責任”“勇于砥礪奮斗”“練就過硬本領”“錘煉品德修為”,新時代中國青年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點希望,在新時代發揚好偉大五四精神,一生真情投入、一輩子頑強奮斗,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就能讓青春在為祖國、為人民、為民族、為人類的奉獻中煥發出更加絢麗的光彩。


  半月調查


   改善營商環境靠開會?有企業打算專門聘高管“陪會”


  導讀


  當前,各地正積極改善營商環境,幫助民營企業發展。但在某些地方,有相關部門打著優化營商環境、解決企業痛點的旗號,頻頻要求企業負責人“陪會”。一些號稱給企業減負、提氣的會議,結果成了企業新負擔。


  為“陪會”,有企業需要專門聘高管


  中央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以來,各地紛紛出臺措施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加大對民營企業的幫扶力度。然而,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以調研情況、解決困難、宣講政策等名義召開的各類會議,動輒要求企業主要負責人參加,由于會議定位不精準、議程設置不合理,企業負責人“參會”變“陪會”。


  中部地區一位民企負責人說,為提升市場競爭力,近年來企業十分重視職工培訓。接到地方政府支持技能提升的會議通知后,他滿懷期待地從縣里驅車30公里到市里參會。坐了一上午,一直等到會議快結束時才發現“白跑了一趟”,按照相關條件和名單,他的企業根本拿不到補貼。


  當前民營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開會的本意是為了摸清情況,解決問題。而一些政府部門的“熱情”邀約,讓一些企業負責人勞而無獲,深感“吃不消”。


  “同樣的會議,市、縣部門層層開,都硬性要求企業主要負責人參加。公司初創期本來就人手緊張,多數時候只能派高管過去開會。”一家從事光伏行業的企業負責人說,一般情況也不敢派員工冒充,擔心被發現認為“不夠重視”。如果所有會議都按要求參加,甚至需要專門招聘一名高管“陪政府開會”。


  不需參會“被陪會”,需要關注被忽略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一些政府部門要求企業“陪會”,集中于三種情況。


  ——不論是否相關、是否熟悉情況,都要求企業主要負責人參會。


  企業普遍反映,在公司內部運行過程中,各專業部門分工明確。一名分管經營的高管往往不如公司財務部門負責人熟悉融資狀況,一名分管內部管理的高管往往不如營銷部門負責人了解市場動向,即便企業主要負責人也是如此。


  有企業認為,不少部門非常重視開會的過程,卻不重視開會的實際效果。如果企業主要負責人不參會,甚至會被一些官員認為是“架子大”“不給面子”,可能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一些企業疲于“陪會”,另一些企業被忽略。


  一些企業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經常“陪會”的企業往往是地方重視的新項目、大項目、標桿項目。而當企業身處困境,真正需要政府部門幫一把的時候,可能未必能得到邀請。


  一名曾在中小板掛牌上市的民企負責人說,他是縣里第一家上市企業,經營正常時,每周都有各級政府部門來考察調研,公司宣傳冊一印就是一卡車,市縣政府部門舉行的會議也經常參加。但資金鏈遇到問題后,就很少有人再聯系他了。


  ——制定政策前開會少,宣講政策時開會多。


  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發文要求,在制定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行政法規、規章、行政規范性文件過程中,要充分聽取企業和行業協會商會意見。在近日召開的一次關于企業投資的立法論證會上,半月談記者注意到,與會專家全部來自政府部門和高校,沒有一位是企業負責人。


  受訪企業家普遍對層層召開的政策宣講會表示有些厭煩。有企業家說,有時,上一級政府的電視電話會剛結束,下一級政府緊接著就開會安排部署工作,再遇上公司內部會議,常常分身乏術。


  變企業“陪會”為政府入企


  企業“陪會”的背后,仍然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作怪,有關政府部門應切實轉變作風。


  一名民營企業家說,有些政府部門還是“以會議落實會議”,似乎領導不開會發表講話,就是對某項工作不重視。市縣層面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只有在會議現場才能領到,政府網站上很難找到。他建議多公開,少開會。


  部分企業負責人表示,一些可以更好地熟悉政策、交流情況、解決問題的會議,企業是樂于參加的,但應該精簡會議,合理設置議程,減少對企業主要負責人提出的硬性要求,最好由企業自主選派熟悉情況的專業人士參加。


  企業負責人還提出,少開一些能通過電子郵件、政務平臺進行交流的會,多開一些涉及企業切身利益,解疑釋惑、解決問題的會議。


  政府要當好“店小二”,必須變企業“陪會”為政府入企,改變坐在辦公室里“憋思路”“湊點子”的老辦法,而真正問計于企、問需于企。一位民營企業家直言,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應該多到企業一線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少請企業家到政府大樓頻繁開會。


  半月世界


  4  百年未有之變局考驗中國外交


  當前,國際形勢在不確定性中蹣跚前行,世界力量對比加速演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蔓延,大國競爭博弈日趨激烈,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國際多邊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遭遇多重挑戰,世界正處于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迎來70華誕,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在此背景下,如何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有利的外部環境,成為中國外交的重大課題。


  審時度勢 穩中有進


  2018年中國外交審時度勢,穩中有進,主要建樹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外交不斷取得突破,對外開放新格局逐步形成,共建“一帶一路”引領效應持續釋放。


  中國政府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擴大對外開放,在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等方面都有新突破,在“引進來”的同時積極“走出去”,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共建“一帶一路”引領效應持續釋放,共享“一帶一路”紅利效應逐漸展現,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機制不斷健全,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快推進。


  中國下調部分商品進口關稅,同時,通過新設一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復制推廣自貿試驗區改革經驗,大幅壓縮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金融、汽車等行業開放。這表明,未來我們將以更加開放的國內市場推動打開更加開放的國外市場,更好平衡“走出去”與“引進來”的利益關系,筑牢合作共贏的對外經濟合作格局。


  特別是,在處理中美經貿摩擦過程中,中國政府審時度勢,努力把貿易摩擦轉化為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可借助因素,既不掩蓋自身存在的問題,又積極通過堅持深化改革和全面擴大開放來應對經貿摩擦。這進一步表明,中國政府將繼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不斷通過拓展開放領域、優化開放布局,帶動改革全面深化和高水平發展。


  二是政治外交穩中有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新成就。


  2018年,我國成功舉辦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合組織青島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等重大主場外交活動;習近平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出訪多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亞歐首腦會議、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等重大活動;我國外交布局協調推進,同主要大國關系總體穩定,同周邊國家關系全面發展,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更加緊密。


  中國外交始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致力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使中國“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的國際形象深入人心。


  居安思危,把握發展主動權


  思危方能居安。回望過去外交成就,也不能忽視我國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之年,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也更復雜更嚴峻。一方面,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擁有足夠的韌性、巨大的潛力和不斷迸發的創新活力;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加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各類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外部輸入性風險上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對外工作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牢牢把握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這條主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這為我國當前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其一,在經濟外交方面,強調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為此,要平衡發展進出口,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優化進口結構,積極擴大進口。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資經營。要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創新自主權,增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推進海南自貿試驗區建設、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場原則和國際通行規則,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國際產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推動對外投資合作健康有序發展。要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堅定維護自由貿易原則,加快構建“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日韓自貿區、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繼續推動“中美經貿磋商”。


  其二,在政治外交方面,強調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應變的五點“中國方略”,即: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堅定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加強與主要大國溝通對話與協調合作,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拓展與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積極為妥善應對全球性挑戰和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提供更多中國建設性方案;與各國攜手合作、同舟共濟,為促進世界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中國外交堅定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戰略部署,主動運籌,積極進取,在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基礎上扎實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為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形勢注入了穩定劑。展望未來,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奔涌向前,中國發展振興的大勢亦不可阻擋。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努力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環境,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征程、新前景。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社區治理三大難,郫都謀解


  如今城鄉社區治理普遍面臨三大難題:養老服務不足、公共空間緊缺、環境衛生臟亂,讓群眾幸福感、獲得感打了折扣。2018年以來,四川成都市郫都區著力從解決群眾身邊的難題出發,積極探索社區嵌入式養老,廣泛引進各類“社區合伙人”,激發居民內生動力,多元參與共建共治共享,發起了一場城鄉社區治理的供給側改革。


  緊盯養老需求,把服務嵌入社區


  幾年前,家住郫都區郫筒街道的陳阿姨和老伴剛剛退休,本可以頤養天年、含飴弄孫,卻因為要照顧患老年癡呆的86歲老母親而倍感壓力:“在家照顧了老母親五六年,越來越力不從心,不要說休閑娛樂,就連晚上睡個整覺都困難。”


  去年以來,小區家庭驛站投入運營,讓陳阿姨看到了解決老人照料問題的希望。半月談記者看到,這樣的小區家庭驛站有6個床位供老人使用,每位老人都有一名專業護理員提供照料服務。


  “從早到晚,老人心率、血壓、吃飯情況、精神狀況等信息,都通過手機記錄并生成照護日志傳到家屬手機里。”護理員袁大姐介紹。除了全天照顧,運營家庭驛站的清檬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市場運營專員趙西敏介紹,家庭驛站還為因出差等原因無法照料老人的家庭提供了臨時照料方案。


  半月談記者從郫都區民政部門了解到,面對老齡化挑戰,郫都區積極探索構建以社區居家養老為主導、機構養老為支撐的嵌入式養老服務體系,引導各類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向“功能性、專業性”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機構轉變,初步形成“政府主導、公建公助、專業運營、多元參與”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模式。


  “除了家庭驛站,我們還可以提供交通陪伴、老年食堂等不同的專業性服務。”郫都區社會福利中心主任李長根說。


  據了解,目前郫都區所有居家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均采取區域化、連鎖化運營思路,按照建設統一、識別系統統一、設施設備統一的“三統一”原則分區分級打造。截至目前,該區已建成養老機構24家,運行日間照料中心114個,養老服務設施城市社區覆蓋率達97%,農村社區覆蓋率為60%,2018年全區接受居家養老服務近2萬人次。


  打造社區綜合體,引入“社區合伙人”


  “每天在這里為大家理發,也算是實現了我的創業初衷。”50歲的范先林最近成了郫都區奎星樓社區的一名“社區合伙人”,在社區為居民提供理發服務。


  奎星樓社區地處郫都區的老城區,有居民4萬多人,小區院落117個,長期缺乏公共空間,服務設施老舊。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對擴大社區公共空間、改善公共服務水平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2018年,奎星樓社區利用街道安置小區1700平方米的商鋪,打造了社區黨群活動中心。“經過廣泛走訪和收集群眾意見,我們將便民服務大廳、咖啡館、博物館、烘焙室、小劇場、糾紛調解室等多種功能集中在一起,把黨群活動中心打造成了社區綜合體。”奎星樓社區黨委書記李蓉介紹。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在當地政府的積極溝通協調下,更多房源“變身”社區公共活動空間。如郫都區釣魚村去年對黨群服務中心進行整體改造,采用集中辦公模式,不設單人辦公室,集約空間增設圖書室、舞蹈室、展示廳等,把空間最大限度讓給群眾,讓黨群服務中心成為村民開展各類活動的第二個“家”。


  “有了空間還不夠,為了讓社區真正活起來,居民提出需求,社區就主動找資源。比如我們的0至3歲早教中心,一節課只需20元;健身房24節瑜伽課只要299元。”李蓉介紹,這些由社區挖掘的商家資源,都變成了“社區合伙人”。


  “‘社區合伙人’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社會組織或企業。”書院社區黨委書記張雪表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需要多元社會參與。以沐言咖啡書吧為例,這塊占地近300平方米的樣板房,就是引入投資商,投入近百萬元改造成的文化教育與共享辦公空間,如今已成網紅“打卡”地。


  “居民在社區綜合體享受服務,價格低廉,也為社區基金進行了補充,使社區空間運營能夠可持續開展。”郫都區委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彭祖成表示,從滿足兜底需求到照顧多元化需求,社區綜合體和“社區合伙人”的加入,讓城市社區更加有活力。


  激發內生力,共治共享美麗家園


  郫都區是天府水源保護地。在唐元鎮臨石村,一支由當地村民組成的護水隊,近年來成了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先鋒隊。


  臨石村位于柏條河邊,下游便是自來水廠。2016年,為保護水源地,柏條河兩岸百米內的住房被拆遷,農田也改為生態濕地。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隨意丟棄垃圾、過量使用化肥等生活生產習慣,仍然是水質安全隱患。2016年,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會的推動下,12名當地農村婦女組成護水隊,對河流溝渠的垃圾進行定期清理。


  “我們原來都是農村家庭婦女,孩子上學住校,在家除了種地無事可做。”護水隊隊員胡雪梅說,“看著好不容易得來的生態治理成果被垃圾污染,心里不是滋味。”成立護水隊后,胡雪梅和姐妹們開始利用空閑時間清理河道中的垃圾。


  “一開始很多村民都以為我們是撿垃圾的,我自己也有些害臊。”胡雪梅說,通過不斷宣傳,越來越多的村民意識到保護水資源就是保護自己的生存環境,紛紛加入護水隊。現在護水隊已有30人,每月對河道進行兩次集中清理。為了宣傳護水隊,胡雪梅還注冊了微博,護水隊也有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


  從清理河道延伸到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會和護水隊的帶動下,臨石村開始實行農村垃圾分類,將垃圾分為可降解和不可降解兩類,將過去隨意丟棄的垃圾進行集中處理。“比如過去扔到河道里的菜葉,現在全村都用來堆肥,實現垃圾不下河,形成一個閉合的生態循環。”胡雪梅說。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會秘書長尹春濤表示,以后將邀請高校、社區、社會組織、村民共同參與建設,由護水骨干帶動周邊村民,由護水隊帶動周邊社區和村落,由示范村莊帶動沿線村莊,充分調動鄉村社區參與河流保護,形成穩固的生態屏障,實現環境保護和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


  教育改革進行時


  6  一紙文件難治入園頑疾


  入園難、入園貴是群眾長期反映強烈的問題。2017年全國學前教育調研結果顯示,一些地方城鎮小區沒有按照相關標準和規范配建幼兒園,有的雖然建了但沒有辦成公辦園或委托辦成普惠性民辦園,是造成城鎮“入公辦園難”“入普惠性民辦園難”“就近入園難”的重要原因。


  針對這一問題,今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聚焦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規劃、建設、移交、辦園等環節的突出問題,提出小區配套幼兒園應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辦成公辦園或委托辦成普惠性民辦園。


  此后,這一工作在全國各地推進并取得初步成效。然而伴隨城鎮小區建設加快、生育高峰到來,一紙文件能緩解幼兒入園的結構性矛盾嗎?


  部分小區入園難稍有緩解


  “公辦園保教費每月240元,比民辦幼兒園便宜多了。”今年春節后,位于湖北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萬科翡翠玖璽花園的紅升幼兒園正式啟用。這讓業主萬先生輕松不少,“幼兒園建在家門口,又便捷又實惠,還是公辦,師資力量也有保障”。


  紅升幼兒園是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一所住宅小區配套移交的公辦幼兒園。園長孫雙玲說,該園由小區開發商負責建設,后期裝修、設施安裝等由區教育局承擔。“首批入園的有60名幼兒,優先解決萬科翡翠玖璽花園業主子女入園,如果學位有余,還將招收附近小區的業主子女。”


  數據顯示,武漢2018年在園幼兒總人數為32.2萬,比上一年凈增2萬。面對日益增長的幼兒人數,武漢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對公辦在園幼兒比例不足50%的區,住宅區配建幼兒園移交后,將由教育部門辦成公辦園,以確保今年武漢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以上。


  廣州市不少區也優先將小區配套幼兒園辦成公辦園。例如,南沙區自2018年起將接收的小區配套幼兒園全部辦成公辦幼兒園。白云區堅持“當年接收、次年開辦”的原則,將新接收的小區配套幼兒園優先開辦成公辦幼兒園,2017~2018年共增加公辦學位2430個。


  安徽省發布《安徽省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方案》,明確教育行政部門要參與小區配套幼兒園規劃、建設、驗收、移交等各個環節工作。


  深入推進仍面臨多重難題


  那么一紙文件能否破解多年的入園頑疾呢?恐怕沒那么簡單。


  2018年3月,安徽合肥包河區廣視花園小區居民開始在網上投訴,小區已經交付使用3年,可配套幼兒園遲遲不開園,2000多戶居民的孩子無園可入。直到最近多方反映引起安徽省主要領導關注,該小區的孩子才能入園。


  已經配套的小區幼兒園也存在高收費低質量的情況。4歲的彤彤在武漢一家美語國際幼兒園上學,該園是小區配套的幼兒園,每個學期的收費在3萬元左右。盡管收費不便宜,但彤彤奶奶對這家幼兒園依舊很不滿意。“班上3個老師都不負責,有時孩子秋褲兩個褲腿穿在一條腿上,還經常生病。”


  一些小區的配套幼兒園從規劃之初走的就是“高收費”路線。廣東東莞有的小區幼兒園收費每月每人達到4000元,保教費2000多元的幼兒園更普遍。即便如此,這些幼兒園也經常“一位難求”。


  業內人士告訴半月談記者,有的地產開發商為了利益最大化,不愿意把土地規劃出來建幼兒園和學校,就改以交納教育附加費等方式代替。還有不少房地產商把教育作為新的營利點,興辦容易賺錢的高收費幼兒園,其中很多是小區配套幼兒園。現在國家要求把這些幼兒園移交給政府辦成非營利性的普惠幼兒園,與地產商初衷相左,地產商比較抵觸。


  東莞教育部門有關人員坦言,東莞部分小區配套幼兒園都已經辦了比較長時間,這些幼兒園當時定位為高端園,因此在裝修、師資方面都投入較大,轉型為普惠園有難度。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建得比較早的小區整體規劃時就沒有考慮建設幼兒園。后來雖然文件提出要求,但是各地執行起來沒有標準依據,比如多大規模的小區應該配建幼兒園,居民人數和范圍距離都沒有比較規范的要求,落實參差不齊。


  作為學前教育發展的短板,師資缺乏也是影響小區配套幼兒園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廣州某小區配套幼兒園園長說,招不到合適的老師是目前所有幼兒園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不是所有本科師范院校都開設學前教育專業,即使有規模也很小,不少學生還是調劑過來的,畢業后不愿從事幼師行業。


  西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曾經對幼師缺口做過估算,到2021年,學前教育階段在園幼兒數將達到5750.82萬,需要專任教師383.39萬,保育員191.69萬,教師總需求量575.08萬。從2016年到2021年,一共需補充超300萬名教師,包括近200萬名專任教師和130萬名保育員。


  成效關鍵看政府擔當和智慧


  無論是移交后辦成公辦園或轉型為民辦普惠園,政府的投入都至關重要。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管華說,有些小區配套幼兒園在土地取得上并非劃撥取得,而是通過招拍掛取得,其產權不屬于共有,政府接手,需要補償業主損失。


  而正在使用、運營小區配套幼兒園的園方,如果是合法租賃、經營,轉為普惠性幼兒園,也需要政府提供補貼。廣州市番禺區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委會理事長黃藝說,作為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運營者,只有在生均經費、設施設備、維修等方面都獲得政府補貼后,才能在收費上實施限價,體現公益性。


  儲朝暉等專家認為,真正落實小區配套幼兒園專項治理的要求,將考驗政府的擔當和智慧。


  首先是要做好城市規劃,在城市規劃中要確定多少人口、多大范圍的區域內應有幼兒園,明確合適的辦園地方,對原有的設施如何改建,也需要系統考慮。


  其次,財政性投入要更多傾向學前教育。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幼兒教育經費在總的教育投入經費中占7.6%,財政性投入中幼兒教育經費不到5%,如果按要求80%建成公辦園和普惠園,這個投入遠遠不夠。


  “文件要落實在制度層面。”湖北大學教授、湖北陽光教育研究院院長葉顯發說,國家這樣的文件不是沒有,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要建立一個考核機制,政策才能落實到位,否則可能變成一紙空文。


  解碼城市


  7  石河子,“戈壁明珠”崛起


  “我到過許多地方,數這個城市最年輕,它是這樣的漂亮,令人一見傾心。”著名詩人艾青這樣描述被譽為“戈壁明珠”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八師石河子市。


  這里原是一片荒灘,沼澤密布,雜草叢生,瑪納斯河穿流而過,河道里全是石頭,“石河子”的名字由此而來。


  戈壁開出新天地


  從1950年開始,第一代軍墾戰士人拉肩扛、挖渠引水、改造葦湖、開墾荒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90歲的第一代老軍墾陸振歐從建城之初,一直在石河子工作、生活。“那時只有車馬店、賣馕的幾戶人家,除了北面蘆葦地,到處是荒灘戈壁,狼、野豬等野獸經常出沒。”


  “在戈壁灘上開荒生產非常苦,戰士們夏天喝的是澇壩水,冬天飲用的是融化的雪水,住的是地窩子,一天勞動十幾個小時,沒有休息天。”陸老說,那時候的娛樂休閑,就是每天吃完晚飯后,大家拉歌、演節目、跳秧歌,自娛自樂。


  在距石河子市區20多公里的天山北麓將軍山下,152團10連作為景區“軍墾第一連”,依然保留著當年的干打壘伙房、蓄水澇壩和地窩子群。


  82歲的第一代老軍墾胡有才,難忘開發建設初期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他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疆的工農業發展十分落后,戰士們節衣縮食,主動要求把一年發兩套的軍棉衣改為一年發一套。在開荒年代,衣服磨損得非常厲害,戰士們縫縫補補接著穿,節省的經費全部投入到經濟建設中。


  而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石河子第一代軍墾人紡出了新疆第一縷紗,織出了新疆第一匹布,造出了新疆第一塊方塊糖。


  堅持綠色發展理念


  乘車從石河子市一路向北70公里,就到了有“沙海半島”之稱的八師150團。這里三面都受到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的威脅,曾被外國專家斷言不適宜人類生存。


  1958年,500名青年組成5個墾荒隊來到這里。他們挖洞作屋,打井取水,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植樹造林。


  與沙漠斗爭了半輩子的老軍墾呂永海說起種樹經驗如數家珍:“原生林不用澆水,養護成本基本為零,我們的工作就是加密原生林,改變局地小氣候,以此為據點,慢慢向外擴……”


  在他和戰友們的堅守下,20世紀70年代,一片片人工種植的加密梭梭林和白楊樹,像一簇簇“綠箭”插入沙漠腹地,逼退沙漠70公里,實現人進沙退。


  近年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北緣每年新增植被面積3000畝,在沙漠里構筑起以林為主、林灌結合的四級生態防護“綠色屏障”。150團也由過去的沙塵策源地,變成防風固沙示范區。


  走在石河子街頭,“半城綠樹半城樓”的綠化構思令人印象深刻。目前,石河子城市綠地面積達2580公頃,其中,公園綠地341公頃,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42%。市區100多種花木植物、230余萬株大樹,撐起了城市綠色的骨架,成為“春有花、夏有蔭、秋有果、冬有青”的四季綠洲。


  創新煥發新榮光


  “創業改變未來。”走進石河子高新區科技創業園創業孵化基地,一大批朝氣蓬勃的年輕創業者,在跨境電子商務、新疆特色農產品銷售、手機App軟件開發、文化創意產業、商旅平臺、購物平臺等新興行業各顯其能。


  2018年11月,國務院正式批復石河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石河子市在全面提升區域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方面迎來重大發展機遇。


  新疆智行合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孫后醒是第三代軍墾人,曾在內地讀大學、工作。小時候,他去新疆軍墾博物館參觀時,看到了姥爺的名字。孫后醒說:“姥爺作為第一代軍墾戰士一員受到后人銘記,我感到特別自豪。現在,我在這里創業正逢其時。”


  八師石河子市黨委書記、八師政委董沂峰說,作為北疆兵團城鎮帶中心,石河子市將加速推進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著力打造“科技教育中心、醫療服務中心、軍墾文化中心、交通樞紐中心、商貿物流中心、現代金融中心”六大中心,讓“共和國軍墾第一城”煥發新的榮光。


  時政·財經


  8  路長制:力保路面暢、街面安


  城市交通擁堵,百姓見警率有待提升。怎么辦?海南三亞推動警務改革,整合社會力量,基本形成以路長制為基礎,以飛鷺支隊為主力,以警保聯控為延伸,以為民服務為主線的警務新機制,大大提升了群眾的安全感、獲得感。


  事多警少,警力調配捉襟見肘


  三亞全市目前有230條道路,卻只有130多名交警,平時小堵、節慶大堵,大家頗有抱怨。而公安機關內部各警種各司其職的工作套路已經形成。“過去一個警察在路上開車,只要他不是交警,看到堵車了,就嚷嚷‘交警都上哪兒去了’,好像跟他一點關系都沒有。”三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負責人梁營說。


  三亞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張兆騰告訴半月談記者,近年來三亞舉辦的國際音樂節、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世界小姐選美大賽等大型活動越來越多,這給安保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機構改革收緊編制的現實情況下,公安機關警力調配捉襟見肘。


  一邊是警力不足,一邊卻是大量社會安保資源閑置。三亞市3萬多名各類保安,只在各自區域內工作。“酒店內的一畝三分地算我的,出了這個范圍,油瓶子倒了我都不會去扶。”三亞灣紅樹林酒店保安副總監鄔長超說,“其實酒店特別需要周邊區域甚至整個城市治安環境的提升”。


  啟動路長制,警力不足民力補


  面對警力不足,三亞將公安專門工作和群眾工作相結合——警力不足民力補。


  2017年9月30日,三亞在全市范圍內啟動路長制。由公安局黨委成員、分局和交警領導以及各派出所等部門負責人擔任各級路長,交警、特警、派出所民警及輔警等多警種擔任路管員,執勤中既管交通,又管治安,兼管服務。


  “打破警種限制,實現一警多能,整合公安內部資源,無形中干警數量翻了很多倍。”三亞市公安局副局長丁一鳴說。


  如今,無論是本地市民還是外地游客深夜外出,時常能看到統一著裝、騎著警用摩托的飛鷺支隊隊員從身旁經過。


  三亞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局長李杰介紹,為配合路長制,加強社會治安,2017年12月,三亞市公安局成立飛鷺支隊。這是一支公安機關領導的、具有一定特殊技能的群眾組織,不具備執法權,但可先期處置涉旅警情、快速處置突發事件,主動架起服務群眾的橋梁。


  同時,三亞通過警保聯控激活各派出所轄區的保安力量,建立了一支統一指揮、統一培訓、統一裝備的群眾性治安防控隊伍,廣泛發動群眾參與社會面基本控制。目前,三亞已經建成164個警保聯控中隊,509家單位、2萬余名保安參與其中。


  解決治安防控“最后100米”難題


  海南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范華平認為,“路長制+飛鷺支隊+警保聯控”整合各類資源,初步實現三個明顯提升、三個明顯下降:社會面管控能力明顯提升,合成作戰能力明顯提升,群眾安全感、獲得感、滿意度明顯提升;交通事故及交通擁堵明顯下降,街面治安警情明顯下降,街面刑事警情明顯下降。


  2018年11月27日,三亞市公安局指揮中心接到群眾報警稱大東海廣場有人暈倒。飛鷺支隊大東海中隊隊員林斯強、陳儒海等接到指令后5分鐘趕到現場,發現地上有一女子,臉色蒼白、雙腳抽搐。


  陳儒海立即撥打急救電話,并為其遮陽緩解不適。隨后,該路段路管員和120救護車相繼趕到。該女子上救護車后,路管員疏導現場交通,為救護車開辟綠色通道。


  類似的案例每天都在發生。在三亞市公安局一樓有一間榮譽室,里面掛滿了受助群眾送來的錦旗。


  現在酒店、機場等周圍區域發生警情,保安可先期出動,最快60秒趕赴現場進行控制。“有名旅客在機場路被搶,從報警接警到抓到犯罪嫌疑人沒超過一分鐘。”三亞鳳凰機場董事長許惠才說。


  警保聯控實現了社會治安從“警情等人”到“人等警情”的根本轉變,很多警情在萌芽狀態得到有效化解,有效解決了社會治安防控的“最后100米”。鄔長超說:“過去晚上治安案件多,自己都不敢睡,現在情況好多了。”


  科技·文化


  9  小心,你的個人相冊正被直播……小程序“野蠻生長”亂象頻發


  導讀


  小程序因“用完即走”、不用下載和安裝等特點,成為互聯網新風口,同時也成為亂象高發地。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小程序過度收集用戶個人信息,一些商家利用小程序銷售假貨,甚至有一些“套路貸”通過小程序的形式“偽裝”上線……專家建議,企業應出臺一套完整的監管運行規則,并將相關數據與公安、工商、金融等部門共享,對違法犯罪活動實施聯合打擊。


  “野蠻生長”的小程序亂象頻發


  有數據顯示,2018年底微信小程序數超230萬、日活用戶超2.3億人次。2018年3月,小米、華為等10家手機廠商聯合發布“快應用”標準,從底層操作系統進入小程序領域。百度、阿里也在2018年下半年推出小程序業務。2019年2月,支付寶小程序用戶超5億,日活用戶達1.7億。


  小程序快速發展背后也出現了一些亂象:


  ——無序植入廣告成虛假宣傳“重災區”。一個名叫“消滅病毒”的微信小程序內,要獲得更多鉆石、金幣,需觀看其植入廣告。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廣告中宣稱下載相關App后,觀看新聞、視頻等每天可獲利幾十元,但不少消費者反映,每天看好幾個小時,能賺5元就很不容易,且內容并非他們喜歡看的。


  ——售假、高仿的“新天堂”。一家小程序店中,某款市場售價近10萬元的瑞士表只賣3800元,賣家承認該表屬于高仿。類似的商家并不少見。半月談記者發現,這些商家沒有實體店,消費者從小程序中拍貨后,可選擇貨到付款或者微信轉賬,超7天后不退。


  ——“套路貸”等違規App的“中轉站”。在多個互聯網公司的小程序中搜索“貸款”二字,填寫相關職業、家庭、財產等信息后,半月談記者收到了營銷人員的微信或QQ號,添加后發現對方推薦的貸款工具實為“套路貸”。同時一些用戶反映,有的小程序成涉黃、涉賭的“中轉站”,通過小程序吸引人加入指定聊天群后,接下來的就是色情交易、賭博活動等。


  ——收集個人信息,賺取高額回報。一些刷爆朋友圈的網紅小程序產品存在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的問題。以一款小程序為例,輸入本人到過的城市,一張顯示自己出行足跡的中國地圖將自動生成。


  半月談記者發現,儲存照片需授權該小程序獲取自己用戶相冊信息,如事后不取消,相冊將面臨被“直播”的風險。在該小程序開發商預留的官網上,“朋友圈廣告營銷助手”“精準數據計算”等廣告十分常見,價格在3000元到8000元不等,這顯示用戶信息可能在用戶不知道的情況下被用于牟利。


  準入門檻較低,監管存在缺位


  騰訊、阿里等多家互聯網公司表示,他們會不定期清理一些違法違規小程序,對一些關鍵字進行屏蔽。但部分受訪專家認為,這些多為事后監管,很多小程序“換個馬甲”繼續活躍在人們視野中。屢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商業小程序開發門檻低。半月談記者在百度檢索“收集個人信息的小程序”,檢索結果有115萬多條,其中如何創建獲取個人信息的小程序成熱門話題,許多程序員甚至公開提供解決方案。


  在一些知名電商平臺,一款訂制小程序價格最低只需百元,某商家“小程序大師”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已累計下單上萬個小程序,根據客戶對數據種類的需求,只需3天即可量身訂制好并交付,“只要用戶參與,信息均可在后臺查看”。


  二是監管機制不健全。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說,互聯網公司作為小程序的開發者和監管主體,目前尚未出臺完整的監管運行規則。如微信方面重視審核小程序的功能和內容,但在消費環節監管相對較弱,對小程序收集個人信息的情形沒有明確界限。同時,相關部門對小程序的監管目前也存在不足。


  三是消費者容易忽視相關條款,后續舉證難、維權難。部分受訪者表示,他們喜歡參與一些好玩的小程序,對是否授權相關個人信息并不是很注意,對較長的條款更不會關注。即使后續想取消授權,也找不到入口。


  一位小程序的開發者向半月談記者透露,由于開發成本低,無須寫代碼,微信好友也多,很多人更傾向于搭建小程序。“在條款中加入一些對企業有利的內容,再把類目設置得五花八門,這樣用戶后期維權會相對困難。”


  加強市場監管,強化企業責任


  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朱劍橋認為,商業小程序和App一樣,都是企業開展經營活動,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方式和載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應由企業承擔。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小程序當然也不例外。”朱劍橋說,企業通過小程序等開展經營活動,應當遵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子商務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充分履行法定義務,切實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河北冀華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馮雪松說,提供小程序服務的互聯網公司要通過與市場監管等部門的合作,以公司注冊、商標、稅務等資質作為進入條件,并將相關數據共享給公安、工信等監管部門。同時應該結合信用監管體系,將違規責任人列入黑名單,使其一處違法處處受限。


  朱巍認為,對于有社會動員能力和媒體屬性的小程序,平臺更要加強監管,加強資質的審核和備案。目前對小程序的實名責任制落實還不到位,平臺要加強對小程序開發者和使用者的實名信息管理,發現問題后能迅速找到責任人。除了多部門協同,相關平臺也應積極為消費者提供更為便捷的“一鍵投訴”和高效的“投訴反饋”機制。


  對于消費者自身,中國消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建議,應謹慎授權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體出現的一些性格測試、合成照等“網紅”小程序,切勿隨意體驗來路不明的互聯網產品。“一旦發現信息被竊取,應及時向有關部門投訴舉報,維護自身權益。”


  生態·健康


  10  每8個嬰幼兒就有1個過敏,怎么脫敏


  春季天氣轉暖、萬物復蘇,然而,在這個美好的季節里,有些人卻苦不堪言。他們對于季節變化的感知非常強烈,甚至害怕春天到來,他們就是易過敏人群。皮炎、鼻炎、咽炎……一系列過敏病癥雖然聽上去沒那么嚴重,但卻極大影響著患者的睡眠、飲食和正常工作,讓患者沒有生活質量可言。


  其實除了春季,每個季節都有高發的過敏性疾病。國內外多項調查顯示,目前過敏人群數量正在持續增加。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婦幼保健中心發布的調查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0至24月齡嬰幼兒過敏性疾病總患病率為12.3%,相當于每8個嬰幼兒就有1個過敏。過敏人群緣何日益擴大?當前國內對過敏性疾病的防控、診療水平如何?又存在哪些亟須重視的問題?


  發病人群低齡化


  半月談記者近日在北京、杭州、沈陽等多地走訪發現,隨著春季花粉、楊絮彌漫,戴口罩出行的老百姓數量增多,各大醫院的呼吸科、皮膚科病人爆滿。患者陳為華說,他對楊絮特別敏感,“鼻炎犯的時候,感覺整個人都不好了,做什么都無法集中精力”。


  據世界變態反應組織統計,近30年間,全球過敏性疾病的發生率至少增加了3倍。目前全球總患病率已達22%,預計在20年后,工業化國家50%的人口將患上過敏性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把過敏性疾病列為21世紀需重點研究和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


  據了解,過敏性疾病包括過敏性鼻炎、哮喘、結膜炎、濕疹、食物過敏、藥物過敏等。貴州省人民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張翊玲表示,過敏性疾病在兒童,特別是嬰幼兒群體中的發病率越來越高,低齡化傾向明顯。


  遼寧省婦幼保健院兒科過敏門診主任譚春迎提出,近年來患病率激增主要與環境因素有關。室內外空氣污染、煙草煙霧暴露的環境增多,導致人們戶外運動減少、呼吸新鮮空氣幾率降低,加之食品添加劑增多、兒童肥胖率增加、剖宮產率居高、母乳喂養率低等問題,都會使過敏率增加。


  浙醫二院過敏變態反應科主任汪慧英表示,過敏性疾病還有遺傳因素,如父母雙方都非過敏人群,則孩子患過敏性疾病的概率是7%;若父母雙方有一方患過敏性疾病,則孩子的患病率是14%;若雙方都有則孩子的患病率會達到28%。代際蔓延也是發病率上升的原因所在。


  防控診治短板在哪兒


  過敏性疾病涉及耳鼻喉、皮膚、胃腸道等多處器官,過敏反應學即變態反應學,屬于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對醫師要求高,而國內的培訓教育嚴重不足,正因如此目前該學科的發展存在突出短板。


  一是診斷偏差。受訪專家提出,對于臨床檢測和實驗室診斷,部分醫生看到出現陽性結果,不結合臨床癥狀就判斷是過敏原因,經常過度診斷;也有忽視過敏抗體檢測的復雜性,僅憑檢測抗體為陰性便判定患者對某物不過敏,造成后續更嚴重的過敏反應。加之目前國內過敏源檢測儀器市場混亂,也容易導致診斷偏差。


  二是用藥限制。專家表示,有近十種類似的過敏性疾病特異性免疫治療藥物沒有納入醫保,給患者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以2018年3月進入中國市場的奧馬珠單抗為例,該藥適用于大量激素都無法緩解的頑固性哮喘,屬于特異性免疫治療,臨床效果較好,但3000多元一支的藥價把許多病人“拒之門外”。


  三是宣教薄弱。過敏性疾病多為慢性病,早期識別困難,人們普遍缺乏對過敏原理和危害的了解。沈陽安聯婦嬰醫院兒童保健中心主任宮紅梅說,有家長認為孩子長濕疹、腹瀉都不是大問題,往往在網上簡單咨詢一下或者隨便抹點藥膏就算了,耽誤了最佳干預期。


  四是重視不足。不少醫院皮膚科只有門診,醫生、醫療用房不足,難以收治嚴重過敏患者。部分受訪皮膚科醫生表示,由于受重視不足,醫學畢業生更愿意進入內科、外科這樣的科室,加之醫療美容類機構遍地開花,皮膚科醫生被分流,導致醫生緊俏,難以應對過敏群體數量增加的趨勢。


  亟需主動干預,規范專科設置


  面對過敏疾控難題,專家建議將管理模式從此前的被動模式,即單純回避過敏源,轉變為主動管理模式,加快專科隊伍建設和科室設置。


  汪慧英建議,在管理部門的推動下,三級甲等醫院應盡快設置過敏專科,相關疾病能在多學科的專業支撐下得到妥善診治。在人才培養上,從醫學院校教育、執業醫師和專科醫師制度等方面,適當傾斜培養適應過敏變態反應學科發展的高素質人才,使得學科能夠朝規范化方向發展。


  此外,有專家提出,雖然過敏性疾病沒有極高致命性,但人群范圍廣、疾病根治難、患者生活質量受影響嚴重,可考慮將部分適應癥廣、療效好的藥品納入醫保目錄。


  民生·社會


  11  部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調研(上篇)


  貧困面貌改善,徹底摘帽有底氣


  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戰中“最難啃的硬骨頭”。半月談記者在多個省份深度貧困地區采訪了解到,當地各級黨委政府積極落實中央精準扶貧要求,農村貧困人口顯著減少,貧困發生率持續下降,區域性整體貧困面貌得到改善。各級扶貧干部對脫貧工作充滿成就感和自豪感,貧困群眾脫貧內生動力日益增強,“拔根”“摘帽”既有底氣更有信心。


  “5年修了20年的路!”


  革命老區貴州省赤水市丹霞地貌遍布,導致修路困難、成本高,路成為脫貧攻堅最大的短板。2014年起,年財政收入僅10億元的赤水市在國家扶貧政策支持下下定決心修路。截至2018年底,共投入30多億元資金新改建農村公路2800公里、硬化通村通組路2300公里。在此之前,赤水每年新改建和硬化農村道路不足200公里。赤水市委書記況順航感嘆:“精準扶貧5年修了過去20年的路!”


  據當地扶貧干部測算,交通改善使赤水農民年人均節支增收1200元,還帶動7萬人從事紅色旅游等新興產業,近萬人因此脫貧。2017年,赤水市順利脫貧摘帽。


  在其他深度貧困地區,路、電、水、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也在扎實推進。西藏自治區扶貧辦副主任陸華東介紹,西藏近年來實施農村公路建設項目3470個,541個鄉鎮2084個行政村通了公路,累計改造農村電網4696公里,新修農村電網2萬公里,解決了541個行政村通電問題。


  除了打牢“硬基礎”,各地還積極通過配齊配強人力、探索脫貧機制等舉措夯實脫貧攻堅“軟實力”。


  南疆四地州是新疆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當地結合本地實際,探索設計區域精準脫貧路徑,采取駐村干部關心關愛、紡織服裝產業帶動就業、電商與快遞物流協同發展、健康扶貧一站式結算、大病專項救治等措施多管齊下,確保脫貧攻堅之路走得穩、走得實。


  感受增收“加速度”


  在精準扶貧“組合拳”中,推動產業發展、促進有效就業是實現長效穩定脫貧的關鍵。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當前各地因地制宜,扶貧產業百花齊放,讓貧困群眾普遍感受到穩定增收的“加速度”。


  在湖北十堰市竹溪縣,鄰近縣城的村鎮紛紛成立手工編制扶貧作坊。半月談記者在水坪鎮華杰編織扶貧作坊看到,十余名帶著孩子的婦女正忙著用塑料珠編串汽車坐墊、靠墊。作坊負責人李海燕說,訂單是廣東公司發來的,銷路不成問題。據了解,串好一個坐墊工資3元。農村留守婦女一天抽空就能串十幾副,一個月下來人均可增收1000元,水坪鎮已有200多名婦女加入扶貧作坊。


  目前,十堰市已有445家企業(合作社)創辦村級扶貧車間566個,帶動周邊數萬群眾辦起扶貧作坊。十堰市扶貧辦副主任李暉說,當地充分利用特色種植、養殖、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門檻低、好上手、強度低的特點,讓貧困群眾顧家掙錢兩不誤。


  在地處秦巴山區的陜西佛坪縣袁家莊街道辦黃家灣村,魔芋種植大戶范明俠積極探索以“合作社+農戶”模式,帶動當地群眾發展魔芋產業增收脫貧。


  2017年,范明俠拿出30多萬元,為合作社90戶貧困戶購置魔芋種,發展魔芋250多畝并簽訂每斤2元的回收合同,還免費提供技術培訓,幫助貧困戶戶均增收達1萬余元。現在,社員們又成立了農業科技公司,圍繞魔芋建起從良種繁育、種植到技術推廣與銷售的全產業鏈,實現了穩定增收。


  思路更豐富,信心更充足


  新疆巴楚縣阿納庫勒鄉果勒買里村第一書記、自治區體育局副局長劉毅說:“我56歲了,原本可以告老回家,但看到村里的合作社辦得紅紅火火,我覺得很有成就感,舍不得離開。下一步我們要圍繞鄉村振興,利用村里的濕地資源,發展民俗旅游,讓群眾在青山綠水中增收致富。”


  “流轉了80多畝土地種煙葉,一年已經賺了18萬元。”湖北省房縣門古寺鎮項家河村貧困戶劉忠秉18歲外出務工,嗜酒愛玩的他,2014年身無分文回到老家。2015年,在扶貧干部的鼓勵下,他申請小額貸款,流轉承包村里土地種植煙葉,不僅摘掉了貧困戶帽子,還帶動著20多戶鄉親一起脫了貧。


  “現在不胡搞了,醉生夢死哪有踏實生活好,下一步我準備帶著鄉親們試種紫薯、甜玉米,讓大家的腰包更鼓。”劉忠秉說。


  隨著深度貧困地區產業和市場日趨活躍,各級干部和群眾在脫貧道路探索中思想更加解放、思路更加開闊。在湖北房縣、竹溪等地,大家認識到原來被當作雜草的艾蒿、絞股藍等其實是寶貴中藥,紛紛種起這些脫貧“香餑餑”。


  竹溪縣中峰鎮鷹咀石村村民楊本樹2013年注冊合作社,種植加工絞股藍,目前已吸引了中峰鎮82戶貧困戶加入合作社,實現戶均年純收入7000多元。


  扔掉用了半輩子、細菌跳蚤滋生的氈毯,換上光潔易打掃的地板磚;推倒又臭又臟的旱廁,建起衛生干凈的沖水廁所;不再蹲墻根咬耳朵說是非,干完活跳起健身操廣場舞……隨著生產生活條件的日益改善,深度貧困地區不少農村移風易俗,陋習漸漸消失,貧困群眾的精神面貌也發生轉變。


  新遷入拉薩市堆龍德慶縣古榮鄉嘎沖村的貧困戶旦增說:“黨和政府幫助我家告別漏風挨凍的土房子,住進80平米新民居,不但有衛生間,還有獨立廚房和倉庫。這才是好生活,我要爭取早日脫貧,過上更舒服的日子。”


  12  部分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調研(下篇)


  高質量脫貧仍存六大風險苗頭


  在啃硬骨頭計日程功、打漂亮仗捷報頻傳的脫貧攻堅決戰階段,要確保高質量脫貧落到生活實處、落到群眾心里,也需要正視仍然存在的風險苗頭。直面問題,才能拿出管用的化解之策。半月談記者在調研中發現,部分地區仍存在“政府埋單、群眾不買賬”“重物質脫貧、輕社會建設”等六大風險苗頭,需要在接下來的工作中加以重視。


  ——政府埋單、群眾不買賬,降低群眾扶貧認可度。


  “政府安的水龍頭”“你們(政府)的瓦片壞了”……半月談記者走訪滇黔桂石漠化山區某村寨發現,這個當地4年前花費700余萬元打造的寨子,由于新房屋頂掉瓦較多、水龍頭不出水、街巷路燈不亮等問題持續存在,村民嘖有煩言。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由于基層政府未能與村民妥善溝通,群眾普遍存在“修房修路只是公家折騰”的心理,居住在山脊上的70多戶村民寧愿到六七百米遠的地方挑水吃或三五戶集資打井抽水吃,也不愿意交3元/噸的水費,政府花錢興修的安全飲水設施成為擺設。


  此外,也有村民表示,政府對錢是否花在刀刃上考慮不足,公共工程也不乏質量問題。如2015年新房蓋瓦時,他們就反映過新瓦質量不好,與當地舊瓦相比,一片瓦輕半斤,大風一吹就掉,但政府沒理會。


  ——小馬拉大車,政策兜底過多,謀劃過于理想化,給地方政府帶來額外壓力。


  為盡快脫貧、減少返貧,一些地區出臺提高貧困戶看病報銷比例(有些地方甚至達到100%報銷)等不切實際的健康扶貧政策,因此出現患者寧愿住院不愿門診就醫的“小病大養”問題,部分縣市醫保基金面臨透支風險。以中部某市為例,該市出臺貧困戶年自負醫療費用不超過5000元的保障政策,一些住院患者因此長期不出院,將醫療機構當作養老院、福利院。


  另一方面,以發錢方式“兜底”仍是部分深度貧困地區選擇的重要扶貧措施。西北地區某貧困村第一書記助理告訴半月談記者,由于產業扶貧培育時間較長、短期不易見效,自己所在的村莊對貧困戶的現金幫扶占比高達45%。他擔心,一旦政府“斷奶”,這些脫貧群體返貧風險大。


  為解決當地貧困勞動力就業問題,前年西部某縣花400萬元扶貧資金建設了一座扶貧培訓中心,運行近一年來只解決了108人就業,其中相當比例還是無需培訓的短期就業。


  半月談記者在一份就業崗位派遣名單上看到,十幾名村民都是被派去臨時養牛。由于用工需求不多,培訓業務少,400平方米的中心平日門可羅雀,培訓教室里擺放的4臺縫紉機看起來基本沒怎么用過。記者來采訪時,幾名工作人員都在自顧自玩著手機,對培訓內容、培訓方式、群眾就職去向等情況一問三不知。


  ——部分地區倡導“黨員先富”影響基層組織威信。


  為讓黨員發揮先富帶動作用,一些地區優先將扶貧資源和機會給予黨員或村干部,其他村民因不能同等享受發展機會,意見較大。半月談記者在部分貧困村了解到,有人利用自己是黨員且擔任村支書機會,優先獲得政府80萬元資金,用以種植水果172畝,一年收入30萬元。其他村民根本沒有渠道獲得這樣的扶持,連“萬元戶”都當不上,有人惆悵不已,有人甚至因妒生恨。


  部分基層扶貧干部坦言,在未建立嚴格約束機制和合理分配機制的情況下,一些扶貧項目優先給黨員發展,確實容易產生一些不良影響,甚至離間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的關系,削弱黨組織在農村的威信。


  ——重物質脫貧,輕社會建設。


  一些自認為夠格當貧困戶卻沒當成的村民阻擾破壞扶貧項目實施;一些村寨貧困戶與非貧困戶難以共處甚至互相敵視;部分受幫扶群眾等靠要思想滋長;靠打工脫貧的深度貧困村,村寨“三留守”問題突出,年邁的留守老人無人照顧,生活艱辛……隨著扶貧攻堅的深入推進,各地正加快補齊深度貧困地區“水電路訊房產業”等短板,與此同時,不少村莊內生發展能力的培植還有待引起重視。


  從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照顧到村莊公益事業共建共管,扶貧事業的社會建設維度不應遭到忽視。可持續脫貧亟需以實招加強基層社會建設,通過提升農民改善生活的內生動力及互助合作水平,為穩住脫貧成效乃至謀求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


  ——扶貧“一頭熱一頭冷”,影響脫貧成效。


  受急躁化決策等因素影響,一些深度貧困地區扶貧出現“一頭熱,一頭冷”情況:上層政策不可謂不熱心,群眾反應卻頗為冷淡。以西南某深度貧困村為例,2016年,該村被確定為易地扶貧搬遷村,全村508戶2335名村民需整體跨地區搬遷至180公里遠的其他縣城,但相當一部分村民近年來通過外出務工,已在老家修建了兩三層房屋,村寨水電路訊通暢不成問題,生活成本也較低,就地發展有前景,村民依靠外出務工脫貧也有條件。因此,大部分村民不愿意搬家,愿意搬出的,也不想拆掉舊房。


  據當地村干部介紹,經過反復動員,目前他們村才搬遷了186戶,其中不少還是半搬遷戶(子女先搬到縣城,父母依舊住在老家),而這186戶村民搬入縣城普遍感覺工作少、工資低,就地務工難以維持一家人生計,大部分還是選擇去了沿海打工。“如果要‘一刀切’拆舊房,已經搬出去的50%以上群眾將把鑰匙丟還政府,重新回老家生活。”村干部說,不顧基層實際情況的拍腦袋決策只能是“一根彈簧插到底”,壓得再實也會反彈,受累的還是基層干部。


  ——資金投入大手筆卻沒有下足繡花功夫,甚至產生“浪費式扶貧”。


  近年來,在政府及社會力量幫扶下,各地貧困村因地制宜發展村集體經濟,不少村每年可有3萬至5萬元甚至更多的經濟收入。而在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及村組干部入股發展過程中,不少地區因缺乏規范化的管理和科學的貢獻評定機制,村組干部面臨廉政風險和村民的信任危機。


  某貧困縣紀委書記表示,去年以來,他們處分了十余名農村黨員干部,處分他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農村黨員干部在發展村集體經濟過程中,存在私分挪用浪費村集體資金等情況,有些直接將村集體經濟變成“家族合作社”或個人的“提款機”。


  另一方面,國家與地方在扶貧事業上投入大量資金,一些地方獲得資金后,為花錢而花錢,不惜反復折騰、大水漫灌,產生“浪費式扶貧”。以西北地區某貧困村為例,2017年該村投入五六十萬元建設了一個人飲工程,項目還沒完成審計驗收,去年縣里又撥來一百多萬元改造資金限期用完,村里就將項目返工擴建。


  當地鄉鎮干部介紹,去年他們鄉鎮4個村共獲得了270多萬元農村安全飲水提升項目資金,實際只要130萬元左右就能高質量解決問題。此外,一些地方為推動美麗鄉村建設,要求各村大搞栽花種樹、配建運動器械,卻缺乏細致規劃評估。由于籌劃不當,部分村栽的花和樹不適合當地生長,不久即以枯死收場,運動器械也損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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