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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月談第24期_半月談2018第24期文章匯總

http://www.thmy.icu       2019-04-23 14:33      來源:半月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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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改革開放再出發,基層跑起來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與人民群眾的汗水和智慧、基層的創造和書寫息息相關。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40年來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人恩賜施舍的,而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用勤勞、智慧、勇氣干出來的!


  一部中國改革開放史,基層干部群眾居功至偉。改革開放之初,安徽小崗村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探索集體土地承包到戶,解放農村生產力;大量內地貧苦群眾不斷赴港謀生,倒逼沿海開放;廣東東莞的干部群眾大膽嘗試來料加工貿易,播下“世界工廠”的第一粒種子;石家莊造紙廠職工馬勝利率先提出國企承包經營,讓習慣“大鍋飯”的國有企業面貌一新……


  40年來,基層探索與頂層設計相結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安徽誕生,最終發展成為推動我國農村改革的重大舉措之一;對外開放從沿海經濟特區起步,目前已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發端于浙江基層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已成為近年來全國推廣的一項重大經驗。


  40年來,基層改革試點先行與全面推進相促進。當年,“溫州經驗”“蘇南經驗”爭奇斗艷,承包、松綁、放權等改革模式同場競技。如今,重慶“地票”制度探索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上海自貿試驗區探路“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各項改革的星火開始燎原……


  可以說,正是廣大基層干部群眾以無比巨大的熱情投入改革,以只爭朝夕的勁頭參與改革,以一往無前的勇氣探路改革,才令改革開放的大潮澎湃不息,蔚為壯觀,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成就。


  進入新時代,基層熱情參與、主動作為愈加成為推動改革深化落地的重要動力。三大攻堅戰、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一項項重大戰略、改革部署,不是有了頂層設計就能夠自己落地的,它們都需要各地干部群眾結合實際情況,在實踐中不斷地豐富完善,才能最終得到群眾的認可和歡迎。


  不容忽視的是,經過40年改革“中長跑”,基層也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一是基層少數人患上“改革疲勞癥”,認為改革已經取得重大成果,現在可以“緩口氣”“歇歇腳”了;二是改革“中梗阻”“爛尾”以及“上頭熱下面冷”等現象比較突出,少數地方和部門落實改革頂層設計照本宣科,既沒有回應群眾期待,也沒有從實際出發;三是基層改革畏難情緒、精神懈怠弊病在一定范圍蔓延。


  針對這些問題,中央接連出招。從年初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明確要“使基層有人有權有物”,到5月《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釋放出促進干部積極作為、奮進奮發的強烈信號,再到10月《關于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劍指基層受困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任務應接不暇,壓力不堪重負的痼疾……都是要讓基層放開手腳干事業,心無旁騖闖改革。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出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人民對改革要求更多獲得感、期待更多幸福感,這要求進一步打破束縛基層活力和創造力的種種障礙,讓基層全面動起來,跑起來。


  要讓基層跑起來,必須在改革動力上再激活。回顧40年,改革開放旗幟之所以始終高高飄揚,關鍵得益于基層求新求變的強大意愿以及敢闖敢試的探索精神。改革再揚帆,也必須尊重基層干部群眾在改革進程中的主體性作用。只有尊重廣大基層干部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才能充分激發蘊藏在他們當中的創造偉力。


  要讓基層跑起來,必須在體制機制上再創新。要為基層賦權賦能,讓沖在改革一線的人能夠調配更多資源,鼓勵他們在堅持實事求是、善作善成的基礎上大膽試、大膽闖。要營造鼓勵擔當作為、崇尚苦干實干的良好環境,嚴格落實好中央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工作相關要求,構建科學的鼓勵創新、容錯糾錯機制,不斷激發和呵護基層積極性和主動性,保護有沖勁、有闖勁的基層干部。


  要讓基層跑起來,必須在改革部署上再發力。改革進行到現在,還沒改的都是“硬骨頭”。近年來黨的歷次重要會議已經對今后一個階段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科學全面的決策部署,但應該注意到基層仍然存在不少呼吁完善頂層設計的聲音。頂層設計還須不斷聚焦基層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回應基層關切,順應群眾期待,助力基層更好地將改革進行到底。


  半月講解


  2  面對復雜環境,中國經濟走勢如何?


  2018年中國經濟總體向好,穩中有進。同時,國內外經濟環境日趨復雜,經濟穩中有變,2019年中國需要抓住機遇,積極應對。


  宏觀指標顯示經濟總體向好


  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指標總體較好,預計可以順利完成年初確定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率,第一季度為6.8%,第二季度為6.7%,第三季度為6.5%,全年預計在6.7%左右。在2017年中國GDP已經超過80萬億元的情況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實屬不易,6.5%左右的增速屬于正常水平。


  2018年,全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保持穩定。1~11月,CPI同比上漲2.1%。2018年多數月份CPI同比上漲均在2%左右。一般認為,3%之內的漲幅就屬于穩定的價格水平。


  2018年,就業也保持在較為穩定的水平上。11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4.8%,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均下降0.1個百分點。1~11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293萬人,同比增加13萬人。


  在國內外較為復雜的經濟環境中,2018年1~11月,中國進出口總額278777億元,同比增長11.1%。按美元計值,2018年前三季度,中國經常賬戶逆差128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625億美元。2018年11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617億美元,較10月末上升86億美元。人民幣匯率穩定有著扎實的基礎。


  財政收入也反映中國經濟增長基礎扎實。1~11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72333億元,同比增長6.5%。其中稅收收入149001億元,同比增長9.5%;非稅收入23332億元,同比下降9.1%。稅收收入增長,非稅收入下降,表明財政收入質量進一步提升。


  需要看到,這些成績是在國內外經濟環境日趨復雜的背景下取得的。透過全球看中國,可以增加信心。


  經濟何以能穩?


  在復雜環境之下,中國經濟何以能夠平穩運行?這與中央采取的經濟工作方針密不可分。2018年,中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發展理念,落實高質量發展要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打好三大攻堅戰,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為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前提。沒有穩定的經濟增長,中國的許多大事沒有解決的基礎。但中國不能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需要可持續的增長,需要創新驅動的增長。落實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要求都是為此,犧牲一定經濟增速也是為此。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時俱進,去杠桿與穩杠桿有機結合,適應了經濟的客觀要求。地方債風險防范注意“開前門”與“堵后門”的協調配合。“開前門”可以更好地滿足地方對債務資金的需求,“堵后門”則以防范地方債風險為主。


  地方債風險與金融風險關系密切。地方債有許多是依托地方融資平臺發行的。融資平臺的風險會直接表現為金融風險,金融風險從根本上看,又會轉化為財政風險,嚴重者會轉化為財政危機,因此不可掉以輕心。從總體上看,2018年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都得到了有效防范。


  挑戰如何應對?


  雖然2018年中國經濟總體上保持在合理區間,但經濟穩中有變、變中有憂,2019年面臨的挑戰不小。對此,如何應對?


  2019年,中國需要繼續大力推進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國家,只是距離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還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為了更好地發揮市場的作用,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需要進一步引入外資,進一步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需要繼續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為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提供條件。


  2019年,中國需要選擇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當前的形勢看,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提防可能風險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擴張度;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合理充裕的流動性,避免貨幣緊縮急剎車帶來的風險;要堅持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這“六穩”,提振市場信心。


  國際經濟環境可能給中國改革開放、穩定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不能掉以輕心,但這只是經濟全球化的插曲,要把握住發展大勢,把握住促進國際合作的機會。各國之間的精誠合作,最終將造福各國人民。我們相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會越來越好。


  半月調查


  3  亂規劃、被規劃:鄉村振興遭規劃亂象“絆腿”


  鄉村振興,規劃先行。但在一些農村,目前仍存在規劃缺失缺位、規劃隨意變更、規劃與實際需求不匹配等亂象。缺乏科學有效的鄉村規劃,正在一些地方讓鄉村振興遭遇“絆腿”。


  規劃“缺位”“錯位”“善變”


  “這里要修路,那里要綠化,市里不同的部門都來指導。不同的部門領導要求不一樣,去年規劃建設的動物園,今年就要拆了建棚。”東部某省一個村的村民向半月談記者吐苦水。


  該村的經歷并非個案。記者了解到,盡管規劃為先的理念被基層廣泛接受,但在“誰來規劃”上的分歧,導致一些鄉村有上級“大規劃”,無基層“小規劃”,多部門項目規劃,少地區全域規劃,規劃“缺位”“錯位”“善變”屢屢出現。


  在福建省泉州市前黃鎮古縣村,一段3公里長的小溪在6年時間里修了4次堤岸。有趣的是每次修的標準都不一樣,于是形成了四段不同風格的岸邊風景:有的栽樹和灌木,有的用石頭堆砌,有的保持鄉土風貌,有的建起石護欄。


  “都數不清以前做了多少規劃方案,辦公室都堆不下了。一個領導上來一個方案,還有規劃沒做出來就流產了。”調研過程中,有基層工作人員如是說。


  規劃“隨意”不僅體現在“善變”的動物園和河堤上,還有缺位、失位的問題。長沙市委黨校政治學與領導科學教研部副教授徐良根對該市到黨校參加美麗鄉村建設專題培訓的村支書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2.6%已申報并啟動了美麗鄉村建設的村未制定規劃。此外,62.6%的村支書表示雖然有規劃,但談不上科學與完善——內容籠統粗糙,不具備可操作性;片面強調村容整治,忽視產業發展、精神文明建設……


  施工隊拿著圖紙沒法施工


  有的鄉村規劃由一些初衷很好但不切實際的上級政策統一設計,造成與基層需求嚴重脫節的“兩張皮”現象。


  半月談記者曾在中部某縣的一個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點看到,數十棟10多層高的住宅樓整齊排列,小區空空蕩蕩,墻邊多雜草,垃圾隨風飄,周圍是農田和普通農房……三四年前,當地大范圍推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投入大筆資金,最終不少“爛尾”,有的建成后,由于農民在社區內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而閑置。


  “樓房蓋得快,招商和項目沒跟上,導致農民住進樓房沒活干,難以實現當初的美好愿望。”當地一名基層干部坦言。


  基層干部群眾反映,鄉村規劃本應成為發展的“指南針”,但在一些地方由于沒有充分尊重農村實際需求,成了浪費資源、增加負擔的“絆腳石”。


  由于與實際需要脫節,大學生黎雨老家的蓮花白蔬菜產業扶貧規劃去年以失敗告終。“村民表示當初開產業扶貧村民大會的時候,只是在形式上征求他們的意見……并不充分考慮村民對產業扶貧的意見和建議。”該學生在回鄉手記中寫道。


  東部一個山區村曾想發展旅游業,花40萬元請規劃公司。結果該公司規劃圖紙的標高和實際情況不一樣,施工隊拿著圖紙根本沒法施工。后來才知道是拿別地方的圖紙套來用。


  福建農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朱朝枝說,現在做鄉村規劃的多是城市規劃設計公司,它們容易忽略鄉村規劃用途和受眾多樣性,往往產生“破壞性建設”。“現在的一些鄉村規劃,村民、村干部看不懂,被坑了也不知道。”


  過好“規劃主體關”“科學合理關”


  針對鄉村規劃亂象,專家認為首先要過好“規劃主體關”。項目和資金需要通過規劃去整合,應進一步理順規劃體系。基層建議,繼續推進縣(市)政府組織領導、相關部門參與、專項建設項目統籌的“多規合一”規劃編制機制,避免碎片化。


  湖南省政府參事段建南說,應建立分層次、多級別的鄉村規劃層級體系,采取上下結合,相互銜接的技術路線,建立“研究-磋商-討論-決策”模式。


  規劃編制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讓村民廣泛參與。“規劃應讓農民真正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監督權,維護好、發展好、支持好農民群眾作為鄉村建設的主體地位。”云南鄉村規劃建設聯盟主席劉志安說。


  同時要過好“科學合理關”。專家表示,要立足本地,擺脫鄉村規劃中的城市思維慣性,亟須培育一批懂農村的專業鄉村規劃設計人才,充實縣鄉村多級規劃隊伍,以滿足不同鄉村的不同規劃需求。


  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東南實訓基地秘書長繆光華建議,高校開設鄉村規劃設計專業,并在有關專業展開相關培訓,加快人才培養。同時,鼓勵一批具有鄉村規劃能力的公司發展,對進行鄉村規劃的公司設定資質門檻。


  半月世界


  4  40年,中國與世界共振


  “對今天中國的變化,我只能用嘆為觀止來形容。”“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進行了40年。這40年,中國進行了“最有勇氣的制度實驗”,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發展奇跡”;這40年,中國人民不但實現了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更在精神上走向主動愈加自信;這40年,中國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無數海外人士及媒體驚嘆于中國的成就,紛紛在朋友圈里為中國點贊。


  中國書寫了奇跡


  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國立大學東方學院學者安里·沙拉波夫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快速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增強,中國民眾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西班牙圣巴勃羅大學教授、外貿專家恩里克·凡胡爾撰寫題為《中國,史上最大經濟革命40年》的文章,認為改革開放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發展方向,開啟了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一場經濟革命,因為從來沒有這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經歷了如此巨大的生活水平提升。


  俄羅斯《勞動報》發表題為《40年來中國如何改變》的文章指出,曾經飽受破壞和混亂之苦的中國能夠達到今天的成就,要歸功于思想和經濟領域的開放,40年來,通過改革經濟體制和其他社會關系領域,中國取得了豐碩成果,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巴西里約州立大學國際關系系主任毛里西奧·桑托羅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當今世界發展進程中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政策和行動,中國以這種方式取得經濟迅速增長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說,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以貿易和投資為兩翼不斷融入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體系,成為推進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力量。


  推動開放合作,中國可以貢獻更多


  40年改革開放,書寫了中國發展的壯麗篇章,密切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未來,中國將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在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海外人士和媒體認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堅決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進經濟全球化,是大國擔當的體現,將為世界提供更多發展機遇。


  印度發展中國家研究和信息系統機構顧問巴塔查吉表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新舉措彰顯了中國捍衛多邊貿易、積極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決心。


  阿根廷《二十一世紀美洲》雜志主編路易斯·畢爾巴鄂說,當前國際貿易壁壘不斷增加、保護主義呈現抬頭趨勢,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合作共贏的有力推動者,還將繼續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更多貢獻。


  卡塔爾《東方報》資深記者塔克卡馬哈雷·努沙德認為,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不僅有助于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國民經濟發展,還為這些國家發展提供了經驗和活力,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體現。


  歐洲學院中歐研究中心主任門靜說,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中,中國越來越自信,也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提出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強調在國際合作中要與其他國家共商共建共享,實現互利共贏。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哨響人到:城市精細治理的首都首創


  橫向部門合力不足,“五指分散不成拳”;縱向基層力量不強,治理重心偏高,“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管理執法銜接不緊,都管又都不管,“八個大蓋帽管不了一個破草帽”……長期以來,作為基層治理主體的街道鄉鎮面臨著有責無權、有心無力的困境,無法適應精細化管理、現代化治理的更高要求。為此,北京市以黨建引領,實行“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推動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賦予街道鄉鎮更多自主權,解決城市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難題。


  哨聲始響平谷


  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鎮有處金礦,20世紀60年代被稱為“北方萬兩黃金縣”。2001年起北京市政府要求礦產資源全面禁采后,平谷區全面封堵了礦洞,但金礦盜采從未停止過。


  平谷區金海湖鎮鎮長徐春剛說,抓住盜采人員后只能進行物品清繳,且沒有后續執法,違法者被放后重操舊業,當地陷入屢打屢盜的惡性循環。


  “我們也搞過聯合執法,但往往聯而不合,真的是‘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叫腰腿不來,叫腿腰不來’。”金海湖鎮黨委書記韓小波表示。


  平谷區政府法制辦主任張玉娟向半月談記者介紹,2017年區內鄉鎮人民政府行政處罰權僅有6項,街道行政處罰權2項,而僅在盜采砂石方面,各相關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強制權就達百余項,執法領域“條強塊弱”“條專塊難統”的弊端極為突出。


  為破解難題,金海湖鎮在金海湖庫區率先吹響哨聲。2017年1月17日,平谷區委、區政府在金海湖鎮成立了“雙安雙打”(全力確保安全生產、全力確保安全穩定,打擊金礦及砂石盜采、打擊其他違法犯罪活動)臨時黨支部和指揮部,要求16個區級職能部門下沉到鄉鎮,賦予鄉鎮絕對領導權、指揮權和考核權。


  韓小波告訴半月談記者,聯合工作中各部門形成了系統精準的執法鏈,即:鄉鎮吹哨,執法部門必須在30分鐘內到達指定點位進行執法,一次一考核。


  “雙安雙打”專項行動取得良好效果。行動結束后,平谷區委、區政府認真總結提煉出了“鄉鎮吹哨、部門報到”的工作機制,提出鄉鎮吹哨,部門必須報到;部門要求,鄉鎮必須落實;一門主責,其他必須配合的工作要求。


  哨聲越吹越響


  2017年9月,北京市委決定,將平谷區及其他地區基層社會治理的經驗做法總結提升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作為2018年全市“一號改革課題”,并在16個區169個街鄉進行試點。


  2018年1月,十二屆北京市委深改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黨建引領街鄉管理體制機制創新實現“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的實施方案》,明確了加強黨對街鄉工作的領導、推進街道管理體制改革等14項重要舉措。由此,北京市各區哨聲齊響。


  豐臺區太平橋街道馬連道欣園東路曾有一處違法建設,建筑面積約2000平方米,上下兩層,108個房間,租住了近300人,安全隱患十分突出。


  “這處違法建設正好‘騎’在西城、豐臺兩區的交界線上,治理難度大。”太平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蔣天策向半月談記者介紹,“街道吹哨、部門報到”工作啟動后,太平橋街與西城區廣外街道溝通,吹響“跨區聯合哨”,兩區有關部門和執法力量共同報到,合力拆除了這處違法建設。


  走進東城區東四街道東四四條胡同,半月談記者發現,原來紛繁雜亂的電線不見了蹤跡,胡同整潔了很多。東四街道黨工委書記荀連忠告訴半月談記者,這是東四街道主動聯系區城管委,由區城管委協調供電公司等相關單位,現場吹哨,現場辦公,進行梳理清理的成果。


  “這條胡同的緊里頭,有一間公共廁所,有時候積水沒過膝蓋!”西城區廣內街道核桃園社區黨委書記袁云清向半月談記者介紹,以前一遇到積水,社區就向街道反映,街道卻只能請來排水集團用抽水泵應急。“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實施后,“街道可比以前硬氣多了。由城建科牽頭,把市政排水集團、區城管委等多家相關部門召集在一起,共同協商解決百姓家門口的困難。”


  市民的訴求就是哨聲,對于群眾的難事、煩心事,要第一時間響應。在采訪中,半月談記者了解到,“街鄉吹哨”的適用范圍主要有三種情形:一是開展綜合執法要吹哨;二是抓重點工作可以吹哨;三是應急處置必須及時吹哨。


  哨聲越吹越好


  “以前有事情不知道找誰,現在跟街巷長一說就解決了。”西城區達智橋胡同居民韓寶森對半月談記者說,“街巷長已經成為我們這兒的名人了。”韓寶森口中的“街巷長”是西城區廣內街道辦事處辦公室主任高波。2017年4月,西城區1402名街巷長正式“走馬上任”,高波就是其中之一。現在,高波每周都到胡同巡查,隨時吹哨,精、準、快地把發現的問題消滅于萌芽狀態。


  與此類似,東城區建立了社區專員隊伍。“社區專員就是百姓的通訊員,是社區難題的吹哨者。”東城區東四街道二條社區專員高洋告訴半月談記者,社區專員每天工作在社區,行走在大街小巷,可以隨時收集社情民意,做好群眾與政府之間的橋梁紐帶。


  除了隊伍建設,搭建有效的協同平臺是關乎能否吹好哨的要素之一。如石景山區取消區市政市容委成立區城管工委,對城管系統各職能部門實行統一領導、歸口管理。同時,在各街道成立社會治理綜合執法指揮中心,抽調公安、工商、環保等8個部門業務骨干常駐,街道黨工委行使管理權、考核權和任免建議權。


  “一個部門單打獨斗解決不了問題,黨員干部坐在屋里也發現不了問題。”石景山區城管工委常務副書記高慧儒表示,職能部門向一線報到后,干部從被動坐等轉為主動到社區街巷中面對面解決問題,干部作風更加務實了。“截至今年10月,群眾投訴舉報率下降了20%。”


  太平橋街道則整合地區監控攝像頭、移動車載巡邏車、智能手機APP等10種問題發現渠道。截至目前累計向職能部門吹哨159次,解決各類問題和訴求5131個。


  隨著一系列有效的配套機制不斷完善,各街鄉哨聲越吹越熟,越吹越好。昌平區回龍觀鎮龍澤苑社區的居民岳青蓮等紛紛向半月談記者表示,“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工作施行后,群眾的難事解決了不少,遇到事也好辦了。“形式挺好,我們很歡迎。”


  6  來訪變“微訪”,常樂更安樂


  這家種了棵桂花樹,把那家的房子擋了。那家一氣之下,在這家門口搭了個雞窩,讓這家十分別扭。兩家越吵矛盾越大,最后鬧到了鎮政府。


  在江蘇省海門市常樂鎮,這類起于“雞毛蒜皮”的矛盾,成為這些年來信訪問題的主要來源,導致這個鎮信訪總量、12345政府服務熱線訴求件數居高不下。


  “這類問題如果介入得及時,其實并不難處理。”現年68歲的陳洪杰說。他曾是常樂鎮一個村的書記,退休后一直參與鎮上的調處工作,是“楊大姐工作室”兩名負責人之一。


  陳洪杰和另外一名曾在鎮上擔任領導職務的同志一起,在退休之后撐起了這個工作室,作為化解基層矛盾的一個重要陣地。他讓來訪的群眾帶著去現場,一邊看一邊調解。不到兩天工夫,那家拆了雞窩,這家挖了桂花樹,鬧了幾個星期的矛盾化解了。


  無處不在的“減壓閥”


  “楊大姐工作室”只是一個節點,常樂鎮黨委政府建立的矛盾化解網絡還有更廣闊的布局。在鎮政法綜治中心記者看到,群眾信訪中心變成了“百姓之家”,“楊大姐工作室”就在其中。


  在鎮以下村居社區,還設立由2~3名退休老支書輪班的“支書達理·以理說理工作室”。這些工作室的工作很小也很細致,有時候老百姓急赤白臉地鬧到這里來,進了門工作人員一聲問候、一杯茶水、一次長談、一句祝福,就把怒氣、怨氣化解了一大半。


  常樂鎮黨委書記顧闖說,這些機制的建立讓老百姓感覺不再受冷落,讓很多信訪問題第一時間解決在基層、解決在鎮內,實現了“小事不出組、大事不出村、難事不出鎮”,成為了轄區和諧穩定的“減壓閥”。


  因通江達海,南通海門素有“江海門戶”之稱,常樂鎮則是海門地理中心,也是清末民初實業家張謇先生的故里。這個全國知名的經濟強鎮,只有7萬多人,地區生產總值卻超過70億元。


  這些年,當地黨委政府越來越認識到,只搞管理不搞治理,只抓經濟工作不抓群眾工作,到頭來發展的成果會失色,老百姓的滿意度也無法提高。做群眾工作,解決人的問題,已經成為基層政府部門的一項重要工作。


  “三微訪”工作機制


  顧闖說,常樂鎮堅持把“抓穩定、促發展”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積極探索新時期鄉村有效治理新路徑,著力構建“三微訪”工作機制,以推動黨委政府服務下沉和鄉村治理水平提升,密切黨群干群關系。


  常樂鎮政府有關負責人說,所謂“三微訪”,就是構建“微信訪”機制做到常態接訪,構建“微距訪”機制實現和諧化訪,構建“微服訪”機制實現真情走訪。


  如果說,像“楊大姐工作室”這樣在老百姓身邊的矛盾化解網絡是拉近政府和老百姓距離的“微距訪”,那么依靠網絡收集民情民意,在網上解決問題的機制就是“微信訪”,而黨員干部下網格的“走幫服”,就是“微服訪”。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涉及土地權屬爭議、戶口遷進遷出等問題,群眾的疑問矛盾很多。常樂鎮在推進過程中,啟用了“微信訪”平臺。這個平臺其實就是將當地多個平臺載體統合起來,建立網上信訪代理工作點,作為群眾反映訴求的地方,政府也可在此發布重要信息。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政策規定、相關訴求和問題,有專人在“微信訪”平臺發布和答復,使這項改革順利推開。不僅如此,“微信訪”還助常樂鎮實現了來訪量減少、網上信訪上升、信訪程序好轉的效果。


  解決的是小問題,辦成的是大事


  化解矛盾,不僅要把老百姓的問題收上來,更要讓干部走到老百姓中間去。為此,常樂鎮安排130多名機關干部進村組網格,規定每名干部每月必須走訪聯系5戶村民、10名群眾,每人辦一件實事或解一樁積案,使許多矛盾糾紛在初發和未發階段得到有效調處。


  干部下訪也有“門道”,去得不巧門都進不了。常樂鎮的干部們商量,干脆搞“民情夜訪”,根據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生活特點,干部們采取夜訪的形式,摸民情、聽民聲、解民怨,更好更快地解決實際問題。


  顧闖說,常樂鎮黨員干部的“微服訪”,訪出了作風轉變,訪出了魚水關系,訪出了和諧局面。去年以來,共走訪群眾戶數達12607戶,幫助解決各類矛盾糾紛和群眾煩心事456件。


  把化解群眾矛盾的工作機制總結為“三微訪”,讓常樂鎮的黨員干部和群眾感覺很貼切。他們說,雖然是“微訪”,但做的是實實在在的工作,利用的是小空間,花的是小成本,解決的是小問題,辦成的卻是順民心、暢民意的大事。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當名校學會分身術 杭州西湖區“名校集團化”之路


  讓孩子上名校,幾乎是所有家長的夢想。但怎么把優質教育資源送進每一個孩子的童年,確實是教育部門最為難的問題之一。如果名校像孫悟空一樣會分身多好!杭州市西湖區真就這么去嘗試了,他們的招數叫:“名校集團化”。


  名校成為“孵化器”


  “名校+”的“1.0模式”,始自求是小學,這是西湖區探索連鎖辦學的“東風第一枝”。以“名校+新校”的辦學模式,求是小學帶起了競舟小學、星洲小學。其后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團于2002年成立,成為我國第一個公辦基礎教育集團。


  求是教育集團如今共有學校6所,老師約350名,學生約5800名。其中兩所已經實現相對獨立管理,并作為新母體輸出優質資源在區域內產生輻射效應。


  求是的名聲越來越響,有人提出:“名校集團化做得這么好,能否去更偏遠的農村帶帶鄉村學校?”


  順應需求,2011年西湖區教育局推出“名校+”2.0版——打造城鄉緊密型教育共同體,把名校和鄉村學校聯合在一起。首批組建杭十三中教育集團-周浦中學、學軍小學-轉塘小學等緊密型教育共同體4個。從育人理念、教育方式到校園文化,名校對鄉村學校的浸潤式改造是全方位的。


  2017年,“名校+”模式再度升級到“3.0”,邁進全域優質新時代。“+新校”“+普校”多型共生、名校聯盟帶動多校共融,集團下屬學校成為了集團化辦學的“新母艦”,組建起新的共同體。當年名校孵化的新優質學校,如求是競舟、嘉綠苑小學等,都陸續從原來的名校母體中獨立,開始帶領新校。


  19年三次升級,“名校+”在西湖之畔成風。“2019年西湖區將開辦的10所新學校均已找到領路的名校。”西湖區教育局局長馬冬娟說。


  辦一所、優一所、強一所


  創辦于2001年的嘉綠苑小學,曾是文三教育集團的一個下屬校區。2015年,它從集團分離出來,成為一所獨立管理的學校;2017年它成為“新母體學校”,接管了三墩北地塊的新建學校,開始發揮名校示范引領作用。


  從“子體學校”到“獨立學校”到“新母體學校”,嘉綠苑小學校長鄭祖耀說:“伴隨著學校的成長,教師的舞臺更大了、積極性更高了,全校師生的自信心更強了。這是學校、教師、學生三方共同成長的歷程。”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西湖區實施連鎖辦學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有25所,涵蓋了67個校(園)區,有效拓展了優質教育資源。優質教育覆蓋率提高到了95.4%,受益學生達到全區中小學學生數的97%。


  對老百姓來說,名校集團化帶來的最顯著好處,就是孩子就近享受優質義務教育,入學機會更加均等。


  根據統計,隨著教育質量的普遍提高,西湖區農村薄弱學校的生源流失率大大降低。首批4所受援學校的2012年計劃生源中,外出報考民辦學校的比例較前一年下降了10%,兩年后下降至2.3%。2013年至2016年西湖區義務教育鞏固率均為100%,全面實現了“零擇校”目標。


  名校集團化,還使得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難題有了破解之策。2014年西湖區義務教育段學校在讀外來人員隨遷子女22766名,符合就讀條件的外來務工子女入學率達100%。


  “在名校帶弱校的過程中,弱勢學并非只是‘吸收’的一方,也可以為優勢學校發展提供啟發性經驗。我們更強調薄弱學校在名校的影響下,縮短成長期,找到有自身特色的改良道路。”馬冬娟說。


  平衡“量”與“質”


  名校集團化如何可持續發展?西湖區教育局的兩件法寶是:培優,整體素質“提”上來;交流,優質資源“動”起來。


  ——建立健全覆蓋全員的校長和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制度。西湖區以教師工資總額的3%保障教師培訓經費,并逐年增加;出臺教師培養政策22項;實施“一攬子工程”,關注全體教師發展,整體培養教師隊伍。


  ——出臺區域內校長和教師定期流動制度。借力組織調配、名師培養等途徑,加大政策引導力度,健全城區骨干教師到農村支教和農村優秀教師到城區掛職制度。以2015年為例,全區交流395人,占義務教育段教師總數的10.2%。同時,規定城區中小學新任校長須有農村學校或相對薄弱學校工作經歷。


  當然,一所名校不可能無限擴大校區。怎樣才能在規模擴展中讓名校之“名”不褪色,優質教育資源“可再生”,是名校集團化發展的難點和重點所在。


  馬冬娟認為,在集團化辦學過程中,優質教育資源會經歷一個相對“稀釋”到重新“濃縮”的過程,這就需要學校組織管理能力和效率的協調提升,找到量與質的最佳平衡點。


  時政·財經


  8  禁令來了,扶貧產業人情風可休矣


  針對基層干部群眾反映在扶貧產業中存在“人情送禮”的行為,《半月談》第20期策劃了來自基層一線的調研報道《越窮越送:扶貧產業也刮“人情風”》,激起強烈輿論反響。半月談微信公眾號轉發稿件后,不少扶貧干部紛紛留言“吐槽”,“扶貧產業也刮人情風”更一度成為熱搜話題,眾多主流媒體不斷跟進相關報道,二次傳播影響不斷擴大疊加。


  一瓜一果雖小,但“人情送禮”卻事關廉潔。稿件反映的問題在成為輿論焦點的同時,也迅速引起中央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2月初,國務院扶貧辦印發通知,強調要充分認識產業扶貧中“人情送禮”行為的危害性,明確堅決制止產業扶貧中“人情送禮”行為。要求各地在組織扶貧觀摩、調研等活動中不能擺放、不得贈送扶貧產品,參加活動的人員不品嘗、不收受扶貧產品。


  卸下“人情”重擔,基層紛紛點贊


  當前,各地的扶貧產業正給貧困地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一些“輕量化”的扶貧產業——瓜果茶葉等種植類產業和雞鴨等養殖類產業中,有部分地方卻以“人情”或者幫助擴大品牌的名義,向前來學習、考察、調研的人員贈送“扶貧特色產品”,而部分收禮者也以“禮物不多,還是土特產品,不用上綱上線”的心態“坦然笑納”。


  廣東省公安廳派駐羅定市加益鎮合江村幫扶工作隊副隊長羅榮華認為,國務院扶貧辦這個文件很及時,是對地方發展扶貧產業的一種保障。


  得知國務院扶貧辦為保護貧困戶利益專門出臺文件,江蘇省貧困戶劉丙如表示:“中央對貧困戶非常關懷,我們看了這個文件心里很暖。”


  “文件出臺,對以后扶貧領域此類問題的查處、警示教育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江蘇省泗洪縣紀委監委宣教室主任陸慧表示,此次國務院扶貧辦文件中關注的產業扶貧“人情送禮”問題,表明中央對基層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


  “這個文件會進一步促進基層扶貧工作健康發展,同時讓扶貧干部和貧困戶雙方都能卸下‘人情’重擔,將精力聚焦在脫貧致富的主業上。”江蘇省灌云縣紀委監委宣教室主任柳斌告訴半月談記者,扶貧送禮問題,在有些地方可能已經成為一種慣例,你送我也送。如今這個文件出臺,正好可以打破這種慣例,樹立廉政導向。


  江蘇省灌云縣扶貧辦副主任茆慶富表示,此次文件的出臺對于扶貧領域作風建設很有好處。“扶貧產業人情送禮,說到底還是有些人想借機多得到一些扶貧資源和考核獎勵。文件出臺后,大家就不會在這些歪門邪道上動腦筋,主要精力就會放到扶貧主業上來。”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國務院扶貧辦出臺的文件,有利于扶貧工作與黨風廉政建設同步推進、同時部署,有利于扶貧工作形成風清氣正的工作環境,還可以為基層干部開展扶貧工作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促使其潔身自好。


  文件落地難度不大,關鍵要有決心


  不過,也有人擔心,這樣一份嚴格禁止扶貧領域人情送禮的文件在基層會不會碰壁?對此,受訪的大多數基層干部都表示,文件落地難度不大,關鍵要有決心。


  “就像禁酒令一樣,剛開始不少人也不理解,認為做不到。但幾年時間下來,基層執行得很好。而且,隨著我國基層干部隊伍素質的不斷提高,以及黨性教育的加強,大家的覺悟都提高很多。”柳斌說。


  “嚴格執行文件精神,可以有效防止扶貧領域的微腐敗,還扶貧產業朗朗清風。”一名從事扶貧工作3年的基層扶貧專干認為,文件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貧困戶利益,想幫助他們早日脫貧,與扶貧干部的目標一致。紀委監委的嚴格監督,以及扶貧干部思想覺悟的明顯提高,這些都是文件落實的良好基礎。


  茆慶富建議,要始終圍繞保證老百姓對扶貧工作的滿意度開展工作。首先,扶貧政策的集中宣傳要搞好。其次,所有扶貧項目落實、收益分配都要公開,接受監督,保證實時可查。第三,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廉政教育,重點抓村一級,防止刮起扶貧項目、資金分配優親厚友的不正之風,堵住人情送禮的歪風。最后,扶貧部門跟紀委部門要加強協作,強化扶貧領域廉政督查巡視巡察,及時發現問題,警示更多人。


  “實踐過程中,除加強專項治理之外,還得加強日常的監督和管理,對可能出現的違紀違規和不正之風問題實時監督,保證文件精神落到實處。”莊德水建議,一方面要繼續推進作風建設,避免文件貫徹過程中出現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問題;另一方面,要對扶貧領域違紀違規問題,實行精準打擊,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懾效應。


  科技·文化


  9  古調新聲:漢調二黃的重生故事


  漢調二黃是陜西第二大劇種,流行于陜南和隴東,因其形成于漢水流域得名“漢調”,距今已有300余年歷史。過去30年,漢調二黃命運起伏,終于在安康漢調二黃研究院這一方園地開枝散葉。作為全國僅有的漢調二黃專業院團,研究院老中青少四代人傾心傳承,盡力護持,令悠悠二黃古調,如今又聞新聲。


  風雨飄搖,前路在何方


  77歲的王發蕓是國家級漢調二黃傳承人。“我1956年進團,那時老戲樓里天天晚上換著戲演,場場爆滿,一票難求。每晚最后二三十分鐘‘放場’不再收門票,門外的人進來看個‘尾巴兒戲’都很高興。”王發蕓說。


  安康市漢濱區文廣旅游局局長羅先余介紹,鼎盛時安康漢劇團各行當人才濟濟,可以同時開兩臺大戲。當時劇團還能演“臺口會”,演員不報幕,上臺后接著觀眾的即興叫板唱下去,以此展示自家的功底。


  然而好景不長。上世紀80年代末,多元化的文化娛樂形式開始大量分流各劇種劇團的觀眾,演員也受到下海經商浪潮的強烈沖擊。


  羅先余說,當時的主導意見是,專業劇團應該在市場化環境中自生自滅。工資大幅削減的臺柱子們不得不去擺地攤、做小吃、賣皮鞋,人才流失嚴重,劇團瀕于解體。


  那時,天上下大雨,劇場里就下小雨;演員在臺上演戲,臺下擺著許多水盆水桶接雨……如此場景,安康漢調二黃研究院負責人袁小龍至今難忘。劇場風雨交加,劇種風雨飄搖,路在何方?


  搶救劇種,希望薪火傳


  新世紀伊始,安康市漢濱區提出搶救漢調二黃劇種,彼時,漢調二黃許多行當已有徹底失傳之虞。


  “區上劃撥經費,全額保障演職人員工資,還翻修了劇院,最重要的是推動2001級漢調二黃童子班招生,留住了劇種傳下去的希望。”羅先余說。


  今日漢調二黃青年骨干演員馮尚麗,正是這個童子班的45名學員之一。“我們自從11歲進來就是‘朝五晚九’地練功,同時學習文化課。為了‘長功’,大家比著勁練‘私功’,團里老師不計報酬給我們開小灶。”她就是在師傅王發蕓家門口的小花園里學會了一出出傳統老戲。


  得老一輩藝人們傾囊相授,童子班的學員們登上舞臺就獲得喝彩,如今,他們已成長為漢調二黃舞臺的支柱。


  2011年,借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春風,漢調二黃的復興迎來更大轉機,安康漢劇團改制為安康漢調二黃研究院,演職人員保留事業編制。“員工沒了后顧之憂,單位恢復了‘出人出戲’的工作重點,全面承擔起文化遺產保護和劇種傳承的重任。”羅先余說。


  漢調新苗,我是戲中人


  2013年,漢調二黃童子班再次開班,63名小學員進入教學條件良好的安康職業技術學院深造,文化課學習有了保障。專業課則分為表演班和器樂班,教學計劃更為科學、細致。


  練功房里,半月談記者見到了正在給學員們排練傳統劇目《打孟良》的王發蕓。“經過幾年基本功練習,這批孩子初步掌握了程式,但還需要把動作和人物情感揉在一起,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


  馮尚麗給王發蕓當起了助教,負責為學員示范耗費體力的表演動作,兼顧唱腔指導。在老藝人和青年演員搭檔進行的口傳親授下,學員們領悟得很快。


  今年20歲的女學員吳尚榮在折子戲《落花園》中扮演青衣陳杏元。“戲中的陳杏元是大家閨秀,心中有隱瞞身世的壓抑、寄人籬下的失落、思念愛人的惆悵……如何把這些情緒在不動聲色中微妙地傳達出來,我還要不斷琢磨。”


  “朋友們看過我的演出都很驚訝,完全認不出來舞臺上的那個人是我,說我像是在發光。其實演出前我也特別緊張,但上馬門簾一揭,吳尚榮就不存在了,我就是戲中人。”吳尚榮說。


  向江而歌,古調有新聲


  近年來,安康漢調二黃研究院堅持用戲育人,讓青少年演員在省內各類大型藝術活動中得到鍛煉,并積極參與文化惠民演出。演出劇目也推陳出新,創作了《五女拜壽》《蓮花碑》《風雨趙家樓》等一批新劇。


  “傳承漢調二黃,不光要培養從業人員,也要培養觀眾。我們從2016年開始,每周五晚在城區劇院免費演出,還通過微信公眾號等形式進行宣傳,吸引年輕觀眾。現在,劇場里的人又坐滿了。”袁小龍說。


  據介紹,安康市漢濱區已決定每隔10年招收一批童子班學員,保證人才梯隊結構穩定。


  在安康城區漢江北岸,一座按照國家A類劇院標準建設,占地40畝的漢江大劇院即將落成。未來,一代代的演員們將在這座舞臺上向江而歌,讓漢調二黃古樸雅致的唱腔長久回響在漢水之上。


  生態·健康


  10  供卵代孕、性別選擇、胚胎無主——不孕焦慮催生輔助生殖亂象


  越來越多醫院開設不孕不育咨詢門診,每天問診者絡繹不絕,這是半月談記者在多地采訪發現的場景。近年來,受社會情緒、環境污染等因素影響,社會不孕不育人群呈增加趨勢。不少人求子心切,將生育希望寄托于輔助生殖醫療技術。巨大的需求及由此催生的巨額商業利益,導致一些地方輔助生殖醫療領域“魚龍混雜”,亂象叢生。


  輔助生殖市場爆發式增長


  “我們目前能做第三代試管嬰兒,每年輔助生殖業務是3000多例,是醫院收入大戶。做試管嬰兒的夫婦,年紀最大的有60多歲。”一位三級甲等醫院主持輔助生殖業務的主任醫師告訴半月談記者,近些年,隨著二孩政策放開,70后、80后人群生育二孩的需求增加。加之生育能力失常的人越來越多,輔助生殖“需求側”人群越來越龐大。一些技術水平高的醫院,相關業務供不應求。


  一家綜合醫院生殖中心的醫生說:“我們2006年以后才開展試管嬰兒技術應用。目前做試管嬰兒的夫婦,很多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每天忙得不可開交。”


  中南大學生殖與干細胞工程研究所肖紅梅教授說,目前,部分不孕不育夫婦存在一種“生殖焦慮”情緒——自然懷孕屢屢失敗,迫切希望通過試管嬰兒技術孕育下一代。


  33歲的蘇秦(化名)前三次做試管嬰兒都失敗了,雖然每次要花好幾萬元,但她仍堅持“屢敗屢試”,堅決不肯放棄。“我從28歲開始嘗試做試管嬰兒,今年已經是第四次做試管嬰兒了。從第一代試管嬰兒技術做到了現在的第三代,可以說輔助生殖是我的全部希望,我愿意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人類干細胞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盧光琇介紹,受環境污染、過早婚前性行為、性傳播疾病感染、人流藥流次數增加、工作壓力大、生育年齡延遲等因素影響,不孕不育發病率呈現一定上升趨勢。


  在此背景下,近年來,國有、民營和混合所有制輔助生殖醫療機構急劇增加,很多機構業務量很大。半月談記者從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了解到,30多年來,這家醫院通過試管嬰兒技術出生的嬰兒累計超過13萬個。


  商業沖動刺激,“黑市”風險頻發


  “正規醫院操作,專業試管服務,泰國三代PGD(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篩選優質健康胚胎,供卵、代孕、男孩、女孩自由選擇!”這是半月談記者在網站上輸入“供卵代孕”,得到的數千條信息中的一條。


  “泰國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助您懷孕,不受懷胎之苦,代孕為您解憂。”記者了解到,眼下這類供卵、代孕小廣告已經貼進了高校。在湖南一家醫院大門附近,連超市外都貼著這種廣告。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巨大的需求及由此催生的巨額商業利益,導致輔助生殖醫療領域“魚龍混雜”,存在供卵、代孕“黑市”及濫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等問題。


  記者聯系到通過試管嬰兒技術和代孕手段生育“二孩”的石先生。他說:“我們通過中介聯系了做試管嬰兒的醫院和代孕女性,做試管嬰兒花了6萬元,給了代孕的20萬,現在孩子已經降生。”


  肖紅梅說,一些卵巢功能衰竭、高齡女性需要接受供卵治療,而公立醫院生殖中心對供卵治療的積極性不高。于是,一些患者出高價走非法途徑治療,已經催生出包括體檢、取卵、代孕在內的“一條龍”黑色產業鏈。


  一家大醫院輔助生殖醫學科醫生說,各種地下黑診所從事非法生殖輔助交易,主要靠各種渠道發布小廣告。“我們醫院衛生間門后經常貼滿、涂滿這類廣告。我們清除一批又會馬上重新出現一批,根本清不完。”


  “有人依靠試管嬰兒技術和代孕手段,一口氣生好幾個小孩;還有女學生通過黑中介賣卵子,結果因為取卵操作不當,導致卵巢翻轉最終切除卵巢。”一位醫生說。


  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是在孕前阻斷遺傳病傳遞的有效輔助生殖技術,包括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胚胎植入前遺傳學篩查。適應癥為染色體疾病、線粒體疾病、女方生育高齡、復發性流產等。有專家告訴半月談記者,包括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在內,一些輔助生殖技術正在被濫用。


  肖紅梅透露,在利益導向下,一些醫療機構為35歲以下沒有遺傳學疾病的夫婦開展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還有人聽說利用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可以篩選性別,點名做第三代試管嬰兒,做一次費用在五六萬元。


  還有專家介紹,當下一些輔助生殖遺傳醫療機構甚至建立了胚胎庫,一些無主胚胎被用作“前沿研究”。相關技術一旦被濫用,倫理和社會風險不可估量。


  加強監管,管住“不守規矩的機構”


  專家指出,生殖與遺傳領域的前沿研究涉及科學、倫理、安全等,充滿未知風險,必須在合法、合乎倫理的范圍內,謹慎開展技術應用,絕不能唯利是圖。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張宏冰建議,衛生主管部門加強對第三代試管嬰兒技術的監管,特別是要嚴格掌握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和篩查的適應癥。


  湖南金州律師事務所律師袁小露介紹,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03年原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也明確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


  半月談記者查詢還發現,《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對醫療機構實施代孕技術的行為,衛生行政部門應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分。”


  對此一些受訪專家說,目前這類制度“管得住守規矩的,管不住不守規矩的”,相關處罰很難震懾違法分子。由于從事供卵、代孕等輔助生殖“黑市交易”有暴利,一些干這行的人屢罰屢犯,膽子越搞越大。還有人憑借過硬“關系”,有“風吹草動”能“未卜先知”,遇事能“化險為夷”......


  受訪醫界和法律人士建議,當前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政策,對輔助生殖技術研究和應用規范管理。各界建議,細化和完善管理制度,出臺相應法律法規,建立監督和制衡機制,切實提高打擊違法、違規生殖輔助的力度。要明確監管、打擊的部門主體責任,只有衛生、市場監督、政法機關和紀檢監察、輿論監督等形成聯動,嚴厲打擊輔助生殖“黑市”,才能促進生殖輔助醫療市場健康發展。


  民生·社會


  11  村集體“有錢辦事”,鄉村振興才有望


  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是農村工作和基層組織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只有把基礎打牢了,把工作做實了,村集體“有錢辦事”,新時代農村才會振興。


  山東省夏津縣探索建立村集體經濟綜合體,通過“1+4+N”聯建共享機制來實施,為鄉村振興筑牢經濟基礎。“1”即堅持黨建統領,“一鎮一品”,推動產業化規模化經營;“4”即以黨建集約統籌各類生產要素,為村級集體經濟綜合體提供人才、資金、服務、市場“四大支撐”,增強競爭實力;“N”即輻射帶動“N”個村莊聯合發展。


  一家一戶經營,“十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產模式已不再適合產業化規模經營的要求。夏津縣按照“村莊(企)聯合、強弱共建、區域聯動、資源共享”的思路,培育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來“挑大梁”。在經營方式上,縣里開辟了農業綜合開發、產業園區帶動、農旅融合開發等三種模式,為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開辟了可行的路徑。


  鄭保屯鎮魯冀羊絨創業產業園就是生動實例。鄭保屯鎮梳絨機達6000余臺,全鎮低中檔羊絨加工量占全國的六成以上,但經營單位是家庭作坊,技術落后、效益較低、污染嚴重。在發展“一鎮一品”上,鄭保屯鎮把羊絨產業作為“選題”,引進德興集團投資3.5億元,規劃建設5萬平方米的魯冀羊絨創業產業園,吸引附近15個農村黨支部整合村集體資產,實現集約化生產。通過實行“支部引領,園區搭臺,市場運作”模式,每村每年可實現集體增收5萬元以上,帶動村民就業2000多人。


  在發展鄉村經濟這篇大文章中,夏津縣委發揮黨的政策、組織、資源優勢,把縣域各類生產要素聚集起來,按照“需要什么提供什么”的思路,精準支撐村級集體經濟綜合體發展壯大。投資1058萬元成立縣級為農服務中心和15個鄉鎮為農服務中心,加強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指導和專項服務,在立項、辦證、用地、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還從財政拿出300萬元設立風險補償金,在縣4家銀行開展農擔業務,有效撬動3億元涉農貸款投向村級集體經濟。


  在產業歸類上,20家桑產業合作社、加工企業受益最大。夏津擁有12.8萬畝的黃河故道國家森林公園,主要經濟作物就是桑樹,是中國唯一一個“椹果之鄉”。作為新興產業,桑產品的研發需要高端智庫的強力支持才能實現突破。


  夏津縣委、縣政府主動出面解決單個企業高端智庫對接難的問題,與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西南大學桑蠶國家重點實驗室全面合作,聘請了向仲懷、束懷瑞、李文華三位兩院院士進行技術指導。圍繞桑葉、桑果、桑枝、桑樹皮、桑根、桑菌、桑籽油等,推動“桑”的全元素利用,全方位開發藥品、食品、飲品、保健品。桑產品的價格翻了幾番,種植戶平均年收入增加兩至三萬元。


  發展村集體經濟,還要解決“怎么推廣”的問題。夏津不斷提高黨的領導力凝聚力,更好發揮農村黨支部在基層的領導核心作用,利用村級集體經濟綜合體這個紐帶平臺,把各個村莊、支部、合作社聯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一村帶多村”抱團發展、協同發展的產業新型格局。其中,黨支部書記是關鍵。夏津縣注重從懂經濟、懂發展、有思想、有思路的農村黨員干部和離退休干部中培養黨組織書記,從致富能手、經營能人、復退軍人、畢業大學生等群體中挖掘培養后備干部。


  田莊鄉滕莊社區黨支部書記滕永院就是一個典型。在他的帶領下,該村居住社區和產業園區同步建設,黨支部引導村民將全部土地流轉,吸引部分社會資金,創辦了“創新農民專業合作社”,種植果樹和中草藥,開始了特色農業種植的發展之路,村民年收入增長了5倍。村里有錢了,村民物業費、有線電視費、飲用水費都全免,取暖費也進行補貼。


  目前,全縣有9家像滕莊社區這樣的大型村級集體經濟綜合體,輻射帶動380個村莊發展,平均每村集體經濟收入2萬元以上,全縣村級集體增收920多萬元,為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夏津實踐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組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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